死而复生后的救赎之作[1]（第4/5页）

然而，仅把这部作品当做现实主义纪实文学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部描述心理危机的作品——精神世界的灭亡与觉醒，这是相当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没错，在这部作品中，“个性特征会从人们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书中的主人公是受尽折磨、性格古怪的戈里昂奇科夫。甚至连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也面临着心理矛盾：戈里昂奇科夫因谋杀妻子被流放、关进了监狱，然而，如阿基姆·阿基米奇在第一卷第二章的评论中所提出的，应将戈里昂奇科夫当做一个政治犯来看待，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样。然而这部小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如实记叙了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人的重新觉醒：那些由于暴力，由于世俗的偏见而被关进监狱的囚徒，也能创造出他们的自由，囚徒的性格是统领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渐渐地，在囚徒的影响下，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陷入了无声的痛苦，“活埋在棺材里”，开始回应他们致命的刺激。这篇前言在开篇之处所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他哥哥米哈伊尔的信，包含着一个重要信息，这条信息似乎与戈里昂奇科夫对他的囚徒伙伴所做评论自相矛盾。这部分内容与这部小说有着深刻的关联性：“我在苦役营与强盗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年，终于学会了如何分辨人。你会相信吗？这些人当中居然也有性格深沉、坚强有力、心灵美好的人，在那种粗糙的外壳下面寻找黄金，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啊。这样的人不只是一两个，而是有好多。有些人不能不让人尊敬，还有一些人简直是美好的。我曾经教过一个年轻的契尔克斯人（他是因抢劫而遭到流放的）学习俄语和识字。他对我感激不尽。另一个囚徒跟我分别时竟然哭了。我曾给过他钱——数目极少，可是他对此却无限感激。不过，我的脾气也变坏了：我对他们很挑剔，没有耐心。他们尊重我的精神状态，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我从苦役营里带出了多少人们喜闻乐见的典型和人物啊！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因此，我觉得我非常熟悉他们。有多少流浪汉和强盗以及平民痛苦生活的故事，足以写出好几本书。多么好的人民啊。时间对我来说，没有虚度。即使说我还不了解俄国，但我却非常了解俄国人民，了解得如此透彻，能了解到这种程度的人或许并不多。”

如同戈里昂奇科夫一样，《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谋杀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流放地失去了活力。正如戈里昂奇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样，拉斯科尔尼科夫忍受着其他囚徒的侮辱和迫害，因为他是一个“贵族”，一位“绅士”。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也在忍受着另一种折磨：

“你是一个绅士，”他们经常对他说，“你不该用斧头杀人；这不是一个绅士做的事情。”

在大斋的第二个星期，轮到他与同牢囚犯一起去做斋戒祈祷。他同别人一起去了教堂。有一次，为了点什么事，他自己也不清楚，忽然发生了争执；群情激愤，一下子都攻击起他来。

“你这个无神论者！你不信上帝！”他们朝他怒吼着，“就该打死你。”

我们看到，甚至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考虑要自杀时，“他很有可能意识到了他自己以及他的罪行的伟大的谎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写道：“他无法理解的是，这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或许就预示着他与未来人生的彻底决裂，预示着他未来的救赎以及新的生活观。”

似乎毋庸置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伟大的谎言”，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上帝的旨意而犯下的罪行，根源于激进的政治观点以及“魔鬼靡菲斯特”式的圈套，斯佩什尼奥夫几乎可等同于，甚至比拿斧头的谋杀者更加恶劣。这种罪行也触犯了俄国人民。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赎罪，不仅是因为包含类似表现主义的描述，精神病态的儿童谋杀者；在精神分裂者人物中，通过对居住在斯达洛杜博夫斯基村的那位老人的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了俄国民族和精神意识，如同《群魔》中的吉洪主教，《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戈里昂奇科夫描述了脚镣被移除时的情感：脚镣掉下来。我把脚镣拿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再看它们最后一眼。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们刚才还牢牢套在我的脚上。

“好吧，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囚犯突然用粗鲁的，但似乎有点满意的声音说道。

是的，上帝！自由！新生活！死而复生！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