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5/9页）

然而，这一认的结果是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翁远行的父母亲都是工人，有一个妹妹在写字楼当文秘，全家人都不相信见到生人还会脸红的翁远行敢去杀人，尤其是翁远行的父亲，他完全不能接受祖祖辈辈清白的家世出了一个杀人犯的事实，他觉得证明这一点甚至比救翁远行的性命还要重要，所以全家人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想为这个贫寒之家为翁远行讨回一个公道，但这显然是徒劳，无论是上访、写申诉材料还是找有关部门，在这件事上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之光。

不仅如此，父母亲的住处曾经两次被不明身份的人抄家，父亲被打致重伤，当即送进医院，妹妹加班没有回家算是幸免，但也没有原因地丢了工作，母亲在饱受惊吓和极度伤心中，在翁远行坐牢的第四年过世。

这些话听得呼延鹏冷汗淋漓，可是看着翁远行波澜不惊的叙述，谁都会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可信的。

翁远行最后说，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徐彤律师，开始家里还凑了点钱给徐律师，后来根本拿不出钱来了，但是徐彤律师坚持帮助他们。每次到狱中找他，他只会哭，说不出话来，徐律师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洗清自己的冤屈。也就是在徐律师的鼓励下，他才变得坚强起来。

这个晚上几乎都是翁远行在说话，房间里回响的尽是他单调的声音，而呼延鹏一是对翁远行的遭遇深感震动，二是他吃不准自己应该怎么表态才更合适。所以他几乎没说什么话，但内心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冲击着。

送走了翁远行，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但呼延鹏却毫无睡意，他极有冲动给洪泽打一个电话，像当年在学校时那样，吵不清问题谁都不许睡觉，谁睡就折磨谁，非要把问题吵清楚不可。此刻的呼延鹏很想对洪泽说，当我们在你的宽大的办公室里权衡所谓的官场利弊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翁远行这样的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又有谁对他无罪的六年牢狱之灾负责？在学校时，我们都曾把唐人刘知己在《史通·惑经》篇里的“良史要以实录直书为贵”写在日记本的第一页，而我们至今又实录直书了多少东西？你每天给我们下达的红头批示就有一大摞，如果连我们自己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伸张正义的话，那么呼唤全社会的良知觉醒岂不是一句空话？！

不过呼延鹏还是没打这个电话，他觉得自己这么做未免太学生腔了，而且洪泽从梦中惊醒又怎么可能一下子明白他的心迹和情怀，所以他倒在床上，好长时间难以入睡。

直到天边发白，呼延鹏才昏沉沉睡过去。

上班迟到对于他来说在所难免，将近中午的时候，呼延鹏才回到报社，路过机动组时，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透过走廊上的玻璃窗，他看见是槐凝在向他招手，于是他突然想起洪泽前些天的酒后真言，顿时满脸笑意，以至于走到槐凝面前，槐凝满脸狐疑道：“什么事这么高兴？远远看见你就是有牙没眼。”

呼延鹏忙道：“没什么没什么。”

槐凝在堆满稿件、照片、书籍的桌上找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她说，呼延鹏写的那篇报道见报以后，她便想方设法打听到翁远行出狱的时间，结果那天有众多媒体守候在看守所门口，包括电视台也在那里架了机器，所有的照相机大炮一致对着灰色的铁门。翁远行的妹妹和老爸也去了，还有徐彤律师，但是等来等去翁远行并没有从大铁门里走出来，而走出来的一名管教对媒体说，他们已派车将翁远行送回家，大家可以散了。

槐凝的照片拍的是翁远行的老父亲给徐彤律师当众下跪的画面，场景让人无比心酸。槐凝说：“这些照片你或许用得上，不如就放在你那里吧。”

呼延鹏心想，还不知用上用不上呢，想过之后又深感惭愧，忙以虔诚的态度接过照片，并连声道谢。

槐凝又道：“你的这篇报道真的写得很好，有事实，又有让人深思的东西。我在拍这些照片时心里很堵，明明是没杀过人的这家人却要下跪，要对别人感恩戴德，这应该是一种社会的耻辱。”

其实呼延鹏跟槐凝并不是很熟，但此刻却感到与她心灵相通，于是便跟她聊了起来，其间也说到翁远行昨晚去找他这件事。

槐凝说：“那你完全可以做一些后续报道啊，需要照片的话我会配合你。”

呼延鹏含糊道：“我是要把后续报道写出来，能不能发稿就不一定。”

槐凝显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她想了想道：“新闻调查不仅要搞清楚案情的来龙去脉，还要追究案件的背景，追究案件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相比之下后者更为重要，而只要拿到第一手证据，能掌握到铁的事实或真相，就什么也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