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第12/13页）

他从未离开过克什米尔。此时此日，这个山谷（以及四周的山岭）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我认识亚齐兹已有二十七年了，他大体上还是老样子。纳齐尔的情况不会如此。他已经对外部世界有了些概念。由于每月跟一个外国女孩通一次信，他已经考虑到跟外国人结婚的可能性——当然，一切都得依安拉旨意。二十七年之后——我已中年将尽，难以设想如此漫长的岁月，难以预见那个苍茫的未来——纳齐尔将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他会有新的观点，他会有新的情怀，来日，这个山谷对他的意义将不同于今天。

二十七年后，我终于做了一趟可以算数的重返之旅，消解了我身为印度裔的焦虑，驱散了那阻隔在我自己和我祖先之间的黑暗。威廉·霍华德·罗素在一八五八年描绘（并且批评）了一个万象俱毁的庞大国家——未受大起义战火波及的地方也是如此。大约二十五年之后，我的祖先离开罗素在那个国家里（以当时办得到的方式）游历过的地区前往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园做契约劳工。这事件所引起的卑屈、挫败、羞辱之感早已烙在我心中。一九六二年，我就是带着这个心思坐火车、搭船慢慢前往印度的，它是我焦虑的起因。（令我惊讶的是，撰写本书期间，当我首度拿起威廉·霍华德·罗素的《日记》读读看时，这个心思又浮现了。当时，我读不下那本书，不喜欢那个人，甚至对他的精彩描述无动于衷。）

一九六二年我所不了解或过于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印度已经改变的程度。我更没想到，走过它的黑暗时代——经历过穆斯林入侵以及北方一再遭受的全面掠夺、帝国的轮替、战争的蹂躏、十八世纪的混乱——印度竟如此大幅度地恢复了原先的模样。二十世纪印度恢复原样的过程历时甚长，结局甚至可以说有几分出于运气。造就一个像罗姆莫罕·罗易（生于一七七二年）那样的孟加拉国改革家远非一蹴可几，造就甘地（生于一八六九年）更非弹指可待。一八五七年大起义之后，英国治下的和平可以说是运气造成的。那段时间促成了知识的复苏。印度正要展开新的知识活动，它对自己的历史和文明有了新的看法。自由运动反映了这一切，后来也获致了最实在的解放。

大起义过后一百三十年左右之间——英国统治的最后九十年以及独立后的前四十年越来越像是属于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自由的概念传遍了印度每个角落。推动独立的人士大体上来自社会高层；独立所带来的自由从上层往下延展。现在到处人们都有一套概念，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该享有什么。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更加速了这一演变。一九六二年隐而不见、难以察觉或刚刚萌芽的现象，如今都变得更清楚了。印度所获致的心灵解放不可能只有纾解的效果。在印度这样贫苦之下还有贫苦、残暴之下还有残暴的国家，心灵解放必然会导致动乱。愤怒和反抗一定会随之前来。当前，印度有一百万个小型叛变。

百万个叛变，撩拨叛变的是二十种群体的激进主张、派系的激进主张、宗教的激进主张、区域的激进主张：或许，这些是自觉的开端，重启了老早就被混乱和动荡扼杀的知识生活。但是今天的印度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股凝聚的意志，一套主导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理念。印度联邦大于其构成部分的总和，许多激进运动把国家视为法律和情理的依据，因此增强了国家的地位。印度联邦使大家得以卷土重来，让他们免于受某些过激行为之害——那些在另一个世纪或在其他状况下他们必然会面临的过激行为（如邻国所示）：湿婆军的恶毒沙文主义，许多宗教基本教义派主张的独断压制（在印度，大家动不动就在宗教之中寻找慰藉），南方那些明星政客的贪污及种族政治，孟加拉马克思主义分子空洞和无用的言行。

现在，在印度，大家已经看出激进过头的问题。这百万个叛变也促进了整体知识活动的活力，巩固了所有印度人如今都觉得可以依附之价值的正当性和人道精神。而且——这结局倒很奇怪，有几分讽刺——这些叛变不会肉眼不见地消失。它们是无数人新生活开端的一部分，是印度之成长的一部分，是印度之复原的一部分。

回到孟买之后，我联络上电影编剧帕里托希。帕里托希所在的行业是商业电影。他喜爱电影这艺术形态：那是他的使命，几乎是他的宗教。但是，他不喜欢在印度拍摄电影的那些人。他们害他吃苦，他们令他光火，他在生涯上有过起起落落。

五个月之前我见到他时，他刚结束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那段时间他抛下孟买和电影，回到老家加尔各答休养。后来——他在此时结了婚——他不再愤世嫉俗，回到孟买来重起炉灶。他住在城中区一套没有陈设的单间公寓里。“我在太阳底下就只有这个房间。”他说，同时举起双臂，看着天花板，让房间显得更小。不过，他有一些指望：他回到孟买来跟一位他认识、曾经很有成就的制片人拍一部电影。他们两人每隔一阵就在附近的旅馆见面讨论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