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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轻装简从，一天路程就到了图尔巴科。第二天出发时天气很好，但还没有到中午，风云突变，他们不得不在一株大树下躲避沼泽地的凄风苦雨，露天过了一夜。将军诉说肝脾疼痛，何塞·帕拉西奥斯按照那本法国医书上的配方给他喝了一剂汤药，但是疼痛加剧，体温升高。次日早晨，他委顿不堪，失去了知觉，只得把他抬到索莱达，镇上一个老朋友堂佩德罗·胡安·比斯瓦尔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将军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十月份的淫雨天气令他的各种病痛都变本加厉。

索莱达小镇像它名字那么荒僻：距离圣尼古拉斯峡谷两里左右，全镇只有四条街，街旁多半是穷人凄凉的房屋。几年后，它却成为全国最繁荣热闹的城市。比斯瓦尔的房子是将军所能找到的最舒适、最适合他身体状况的住所，有六个阳光充足的安达卢西亚式的阳台和一个安静的院子，可以坐在那株百年木棉树下沉思冥想。从卧室窗户里可以望到空荡荡的小广场，破败的教堂和棕榈叶屋顶、墙壁刷成牵牛花色的房子。

宁静的户内生活对他并没有帮助。第一晚他昏厥了一次，但不承认这是虚弱的迹象。根据法国医书，他诊断自己的毛病是感冒加剧了黑胆汁病，风寒引起关节炎复发。他一贯反对同时服用治几种疾病的药品，说是有利于某些病的药品却对另一些病有害，合并症状的诊断加深了他这种怪癖的想法。可是他承认，再好的药不吃也治不好病；他老是抱怨没有好大夫，另一方面又不让别人推荐的许多大夫来给自己看病。

威尔逊上校那时给他父亲的信中说将军随时都可能死去，他对医生的排斥并非出乎蔑视而是由于头脑清醒。威尔逊说，事实上疾病是将军害怕的唯一敌人，他为了不偏离生活中的最高目标而不愿正视疾病。“关心疾病就像是在船上干活，需要拿出全部精神。”将军曾对他说过。四年前在利马时，奥利里劝将军一面制订玻利维亚宪法，一面接受彻底的医疗，将军的回答斩钉截铁：

“同时进行两场赛跑是不会赢的。”

他似乎深信，不停地运动和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对付疾病的法术。费尔南达·巴里加惯常像喂小孩似的，在他胸前围块布，用汤匙喂他吃东西，他不声不响地张嘴咀嚼，吃完后又张开嘴。然而这些日子，他夺过盘子和汤匙，不用围嘴自己吃东西，让大家知道他不需要别人帮助。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他试图做那些一向由仆人、勤务兵和副官代劳的家务事时，不禁感到心酸，有一次见他把大瓶墨水往小瓶里灌，洒了一桌子，觉得难受极了。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即使痛得很凶，他的手从不颤抖，照样每天刮胡子，每星期修指甲。

他在利马的鼎盛时期，曾同一个少女快活了一夜，那姑娘黑黝黝的皮肤上长满一层平伏的汗毛。早晨他刮胡子时，瞅着她一丝不挂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睡得很香，几乎抵挡不住要同她正式结婚、永远占有她的诱惑。他从脚到头把她全身涂满了肥皂沫，带着情爱的快感用刮胡刀剃去她全身的汗毛，时而用右手，时而用左手，一直剃到浓浓的眉毛，赤条条像初生婴儿一般光鲜。她以战栗的灵魂激动地问他是不是真心爱她，得到的回答是他毕生薄情地灌输在许多女人心中的那句老话：

“胜过世界上任何别的人。”

在索莱达小镇，他刮胡子时自己做了同样的牺牲。仿佛出于孩子气的冲动，他先割下一束所剩无几的平直的白头发。然后有意识地割下另一束，接着像割草似的乱剃一通，嘶哑的嗓子还在朗诵《阿劳加纳》一诗中他喜爱的章节。何塞·帕拉西奥斯走进卧室，想看看他在同谁讲话，只见他在涂满肥皂沫的脑袋上剃头发。结果剃成一个秃头。

这个驱邪的措施并没有解除他的苦难。他白天戴一顶丝软帽，晚上戴一顶红色的尖顶帽，还挡不住令人沮丧的阵阵寒风。他夜里仍旧起来在月光如水的大屋子里走动，只是不再光着身子，而是裹着一条毯子，因为夜里即使比较热他也会冻得发抖。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条毛毯也不够了，丝软帽外面还得套上那顶红色的尖帽子。

军人们的阴谋和政客们的钻营大大地激怒了他，有一天下午他猛拍桌子，说是再也不接见他们了。“对他们说，我害的是痨病，叫他们以后别来。”他嚷道。这一决定十分严格，甚至禁止在他住处穿军服、行军礼。然而没有这一套他又活不下去，他自己下的命令也没有执行，问候谒见和毫无结果的秘密集会像以前一样持续不断。那时他觉得病情严重，终于同意让医生来看看，条件是不让医生检查，不准问他有关病情的问题，也休想让他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