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坎达帕里的末日（第4/8页）

一位重要的分队长说：“目前我们不应该做任何长警察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但请你先说说你的计划。”

“部长宅邸在阿齐兹纳加尔。我们需要提前一个星期或者至少四天赶到那里，熟悉周围的道路。我们需要一辆汽车。我们可以从其他什么地方租一辆。我们三个人早上就坐在大门外的车上。部长宅邸与马路之间隔着一道高墙。那再好不过了。卫兵会过来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会记下他，时候一到就干掉他。我们就说我们是大学生——我会选出一个人来回答——想请部长出来和我们谈谈什么的。我会判断什么时候人少，时机成熟。我从车子里出来，经过卫兵面前到达部长宅邸的前门。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带的一个人会开枪打卫兵的手或脚。这时候我已经进了部长宅邸。有人来拦我，我就朝他开枪。我会冲进部长的办公室或会客室，同时大声喊叫并开枪。我会立刻射伤他的手，并不停地大叫。他一定会吓坏的。他一受伤我就押着他走出前门到我们停在门口的车子前。我研究过他的体格。我能对付得了他，能把他押出来。做这些时必须冷静、准确、坚决。一步都犹豫不得。然后我们就开车穿过设定好的信号灯。就两分钟。勇敢、冷静的两分钟。这次行动会对我们很有利。大家会知道我们仍然在活动。”

那个队长说：“不错，很简单。也许太简单了。”

爱因斯坦说：“最有效的行动都是简单直接的。”

基索说：“我担心交通信号灯会出问题。行动时索性把它们关掉是不是更好？”

爱因斯坦说：“关得太早，他们会修好的。关得太晚，路口就会堵车。最好有人走到十字路口，如果我们离开的时候正好是红灯，那个人神情严肃地戴上警察的白手套，拦住横向行驶的车辆。如果正好是绿灯，那就用不着了。”

长官说：“十字路口有警察或警亭吗？”

爱因斯坦说：“有警亭的话我就不会想这么干了。我们过了十字路口后，那个人会镇定地穿过马路，脱下白手套，钻进一辆汽车或出租车离开现场。所以可能我们还需要一辆车。如果有人注意到了，他们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印度式的街头玩笑。四个人，两辆车，三支枪。”

基索说：“我觉得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干了，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爱因斯坦说：“我认为这件事很有挑战性，而且出人意料，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理由针对那个部长。我喜欢出人意料。我认为这能给我们的人树立一个榜样。在制定军事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只会想到那些最老套的办法。对方于是总能堵到我们，而我们就只有进监狱的份儿。”

后来，爱因斯坦和威利有一次谈话。

爱因斯坦说：“我听说你们在向内地推进、扩大解放区的时候遇到了些挫折。那个战略糟透了，有些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的摊子铺得太大了，什么事也干不成。”

“我明白，我明白。”

“那些首长真是令我们失望。生活太奢侈。老是去国外开会。争着去国外宣传、筹款。对了，你还记得那个纺织工家庭出身的小子吗，那个几年之前把我们出卖给警方的家伙？”

威利问：“就是博杰·纳拉亚那件事？”

“他没有牵扯任何人。我认为他们并没有依据第三〇二条指控博杰·纳拉亚。”

威利说：“那我就放心了。”

“我想让你知道这事。我知道你们俩关系不错。”

“你真的要实施那个行动吗？”

“这件事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你看，你们对这种事总是说个没完。这就像你年轻时遇到的数学题。你闷声不响的时候，答案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威利想起他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小小的纺织工聚居区的情景：天边一片艳红，用以纺纱绩线的前院干净整洁，拉贾兄弟住的房子前面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他还记得，在一百码之外卷烟工人家半敞的厨房里，炉膛里的火在黄昏的余晖中显出些许节日的气氛：卷烟工人挣的钱是纺织工人的两倍，或者说，他们贫穷的程度是纺织工人的一半；那早早燃起的炉火似乎在标记两者之间的差异。他还记得，那个嫂子，身着农妇的棉布裙子，倒在小屋里的泥地上，倒在博杰·纳拉亚面前，抱住他的膝盖，求他给她小叔一条生路，身旁是一台自家装配的织布机。

他想：“这里有谁会知道我在关心那些人呢？也许那兄弟俩还是死了的好。也许就像罗摩占陀罗说的那样。对于拉贾兄弟这样的人而言，损失已经太大了。这一代已经没有希望了，也许下一代仍然没有。也许那兄弟俩已不必再忍受无穷无尽的徒劳和没有必要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