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雀（第6/8页）

约瑟夫说：“是的，我就是希望来一场革命将所有的一切统统扫除。”

他不再说话了，仿佛是在脚本里寻找自己的台词。他从沙发底下拿出那个锡痰盂。痰盂的把手是用一根锡条焊制的，弯出时髦的弧度——工匠的杰作。锡条的边缘向内折起并焊牢，不再锋利，略厚，稍稍有点儿不规则，被摸得闪闪发亮。他捧着这个痰盂，大拇指摩挲着把手的边缘，似乎仍然在脚本里寻找被他女婿闯进来打断的台词。

最后他说：“但同时我对我们留下的人类也不抱信心，因为奴隶制度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你看看那个小姑娘，就像个小蟋蟀似的。她是我们的用人。”

威利看着那个瘦小伛偻的身影。她已经从厨房走出来，进了起居室，蹲下来，一寸寸挪着步子，手握一把灯芯草扎成的小扫帚，小心翼翼地动着。她身上的衣服是黑色和泥土色的，就像是迷彩服，掩盖了她的肤色和容貌，剥夺了她的个性。她简直就是几天前威利在机场看到的那个女清洁工的缩小版。

约瑟夫说：“她就来自一个我刚才说的那种村子，那里的人都打着赤脚跟着洋主子鞍前马后地跑，在主子跟前，谁都不许穿能遮住大腿的衣服。她是十五还是十六岁，没人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村子里都是像她这样的人，又矮又瘦。人都跟蟋蟀或者火柴棍儿似的。经受了几百年的营养不良，他们的头脑已经不剩什么了。你以为你可以同她一起干革命吗？坎达帕里就是这么想的，我祝他好运。但是我认为，你在经历了非洲和柏林的生活之后，希望看到的不会是这些。”

威利说：“我没抱什么希望。”

“这里的人们说起游击队，就是在说她这样的人。这可一点儿都不激动人心。这里没有疲劳奋战的切·格瓦拉和硬汉们。这个地区一半的公寓里都有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乡下女人，大家会说：没什么，这女人会胖起来的。老主子走了。我们成了新主子。那些不知情的人会一边看着她一边议论印度种姓制度有多残酷。其实，我们面对的是历史的残酷。而最可怕的一点是无从报复。老主子压迫、羞辱、伤害了这些人几百年。没人敢碰他们。现在他们走了。去了城里，去了国外。留下这些可怜的人做他们的纪念碑。我刚才说，你想象不到胜利者占有了多少而落败者失去了多少，就是这个意思。所有这些都是隐蔽的。如果拿非洲同这里作比较，你一定会说非洲要光明磊落得多。”

食物的香味更浓了，使早先的禁忌充满了威利的内心，使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这套革命者的狭小公寓里毫无幸福可言，而那个女儿已经成了一种牺牲。他希望主人不会请他留下来。他起身告辞。

约瑟夫说：“你住在里维埃拉。你大概认为它算不上合格的宾馆。可是在这里的人看来，它已经是高级的国际宾馆了。而那些你感兴趣的人，没有一个会去那儿找你。那太惹人注目了。有一家印度式宾馆叫新阿纳德宾馆，也叫‘和平新居’，是模仿尼赫鲁的宅子造的。这一带尽是‘新’这个‘新’那个的。是一种时髦。这家宾馆完全是印度式的，用蹲式厕所和澡盆。你去那儿住上一个星期，你感兴趣的人就会知道你在那儿。”

威利乘轰隆作响的老电梯下了楼。天色已然变成金黄。夜幕即将落下。尘土飘浮在金色光线中。但是孩子们毫不在意，依然在院子里的土堆间打闹吵嚷，心满意足的女人们依然在呵斥。就在不久之前，这一切还显得那么粗野、拥挤、无可救药。而此刻，再次看到这些，它们似乎顺眼多了，这让他感到喜悦。

他想：“我所做的事情，从来就是困难的。”

从酣睡中惊醒所带来的疼痛还在他的骨髓和头脑里流窜。可是睡意已经消失。他在市场上漫步，灯光弥漫在周围，他尽力寻找着最便宜最简单最安全的食物。他还不饿，但是他想随时修炼他的基于每日生活的新瑜伽，每一个举动、每一个需求都必须重新思考，简化成最基本的形式。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已走出这么远，这么能屈能伸。差不多一年之前，是殖民时期的辉煌和挥霍之后的贫穷、难民营及非洲在战火停止前的围困生活。就在几天前，还是西柏林的喧闹和繁华。就在几分钟前，还是约瑟夫家相对舒适且井井有条的厨房。而此刻，他身处市场，穿行在变化多端的昏暗灯光——烟气腾腾的火把、防风灯、气灯——之间，兴致盎然地寻找果腹之物，希望能将自己的需求压低再压低。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在他去了树林或乡下之后，这样的市场也会变成遥不可及的奢望。等着他的会是其他食物、其他苦行：他会时刻准备迎接它们的到来。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苦行者、一个探索者。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景——非洲的艰难岁月与此截然不同，那时候只有磨难——这令他头晕目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