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第9/11页）

最近我和一个非常了解罗马尼亚的美国知识分子交谈，我问他，罗马尼亚最让他吃惊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是人际关系。如果我可以用传统说法的话，就是‘好’和‘坏’之间的关系。好人和坏人之间的鸿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倾向于人性原则的人和那些自愿为邪恶服务的人之间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大。但他们之间却又是一种合作关系，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奇怪、更令人费解的合作了。”

很多罗马尼亚人认为这种矛盾源于那种著名的“善意”（bun simt），这经常被看作是罗马尼亚民族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但这种交流模式仅局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然而，当权者却利用了这种局限性，他们操纵着这种局限性。在一个只在私人领域允许不同观点存在的社会里，本来那些可以激发坦诚的争论或宽容的表达的冲动却带来了争执、虚伪、漠然，当权者在所谓的重大项目流产时对民众的漠然深恶痛绝，但在民众进行反抗时，这种漠然却帮了他们大忙。

确实，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罗马尼亚人也知道怎样开辟出一方领地来保留理性和常态。文化也许是这些领地中最重要的一角。不幸的是，在战后，语言和行动之间、虚伪的信仰和真正的信仰之间、政治舞台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特别是在充满危机、濒临崩溃的时候，这个“富有幽默的悲伤的国家”（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称呼她）出现了很多问题。

她所经历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就表面来看，邪恶压倒了正义。整个民族被奴役，她忍饥挨饿，蒙受羞辱，被迫不断地赞美着罪恶。一个推翻所有纪念碑的国家；一个抹去所有回忆的国家；一个进行着“种族清洗”的国家，最后的犹太人被迫离去，大批的德国人离开了家园，与马扎尔人的冲突不断升级；一个为有着两千年辉煌历史妄自尊大的国家——这和那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却濒临灭亡的其他伟大民族一样；一个不顾眼前不稳定的核时代，要将“多边发展”延续到下一世纪的国家；一个被独裁者和警察奴役的国家，所有人民变成闷头苦干、愚蠢顺从的奴隶，去重新经历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两千年，一个全面退化的两千年。

无数的人在这个时期结束了被殖民统治的生活，开始了他们崭新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时期，罗马尼亚似乎彻底地脱离了历史的轨迹。

于华盛顿特区

1988年10月

后记

1989年12月，最黑暗的独裁统治终于被推翻了，但是东欧这个变化的突然和伴随这个变化的困难却告诉我们对待预言要慎之又慎。只有在修复伤口的时候，记住这个国家曾经被或左或右的独裁统治窒息了半个世纪，经历过一段丧失道德标准的历史，我们才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十年前，莱兹卡·莫祖尔斯基，波兰团结工会的一个领导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给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他说：“我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侮辱了波兰的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是那些因为理想破灭而和共产党决裂的人。”但是，在把这个名称用于罗马尼亚时，我们可以理解得宽泛些，因为在这个国家残酷的极权统治下，任何生命的迹象都被看作是反抗和对抗，都暗示着政见不同。

波兰团结工会这样的运动在罗马尼亚是难以想象的，这里没有天主教堂，没有革命传统，只有极端暴虐的独裁统治。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对共产党失望的共产党员，有的甚至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但是绝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很多）在七八十年代入党的人，他们既无不同政见也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是那种代表了过去十年里“真正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

在最后的那几年里，日益加剧的恐怖、痛苦和绝望使得反对派的人数剧增。各种力量奇妙地汇集在一起，终于爆发了12月的叛乱，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特别是学生，表现出了长期被压抑的勇气。

但是，在12月之前，东欧国家还没有出现政治反抗的明显迹象，只有艺术家在通过文化对抗着罗马尼亚政权。很多罗马尼亚作家从未想过要加入共产党，他们认为自己作为艺术家，要和政权保持必要的距离。有人问一位著名的老一代罗马尼亚作家是否要成为党员，他回答说：“我不能入党。我已经属于一个团体，我是一名作家。”

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许除了阿尔巴尼亚）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压制。在一个连打字机也被控制的国家，地下文学也无法存在。但是态度暧昧的政党又常常会允许相对的文学自由，只要人们心照不宣地遵守既定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