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热潮(第4/14页)

之后,希利从田纳西去了肯塔基给亨利·克里画像。后来又去了马萨诸塞,给老约翰·昆西·亚当斯画像。亚当斯当时担任国会议员。交谈的几天中,希利发现亚当斯和他遇到的其他的人一样有魅力,特别是亚当斯回忆起和父亲在法国度过童年的时候。希利回忆:

和一个在(法国)革命前曾住在法国的人谈话似乎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他的父亲曾如数家珍地和他谈起过伏尔泰、布封、百科全书编撰者、法国宫廷。他曾和富兰克林的孙子一起在巴黎附近上过学……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

亚当斯对他来画像显得很高兴,希利说并不是每一个名人都这样。他告诉亚当斯,韦伯斯特对待画家就像对待热天的马蝇一样。他会喊道:“你从这里赶走他们,他们会叮到那里。”

亚当斯不赞成这种做法,并说起吉尔伯特·斯图亚特为他画像的情况,还谈起了在卢浮宫看画度过的时光,以及拉法耶特和美丽的拉法耶特夫人。“我当时只是个孩子,不过我还是记住了可爱的侯爵夫人给年轻人留下的印象。”谈起他读的书以及他最喜欢的经典作家,亚当斯显然激动起来了,明显有些颤抖。希利几年后回忆说:“在那遥远的岁月不流行冷漠。”

1838年6月26日,塞缪尔·摩尔斯从勒阿弗尔给女儿苏珊写信说:“在英国耽搁了七个星期,想要申请一个专利。现在我们在去巴黎的路上,看我们能给法国政府干点儿什么。”

我承认我并不指望在欧洲有什么经济方面的收益,不过我们还是要试一试,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我的健康和精神都很好……

摩尔斯和詹姆斯·戈登·班尼特一起旅行,天气很理想,天空蔚蓝,塞纳河一路都是蓝蓝的,一直到巴黎。“塞纳河美极了。”班尼特给他《纽约先驱报》的读者报道说,“蜿蜒的两岸的平和的自然风光让我想起了奥尔巴尼的莫霍克……”

摩尔斯想着他在里沃利大街的旅馆,及其窗外的杜勒里公园里的景色,和巴黎其他的地方都同样的宜人,回来感觉真好。夏季的人群挤满了大街小巷。巨大的凯旋门是已建造的凯旋门中最大的,现在早已完工。从它的顶上望出去,又让人看到了巴黎令人惊叹的美丽全景。

摩尔斯离开巴黎的六年中经历了无数的奋斗和失望,就在2月,他成功了。他47岁了,头发开始灰白。他没有再婚,仍然能感到失去妻子卢克利希亚的隐痛。他给女儿写信说:“你不知道我失去你母亲的伤痛有多深,而且这种伤痛一直没有弥合。”他也想再婚,但经过几次求婚,都没有什么结果。另外,让他窘迫的是,他到了贫困的边缘,在欧洲的那几年花光了他大部分的积蓄。

纽约大学美术教授的位置让他经济上稍微有所缓和。同时,在大学的华盛顿广场上新建的塔楼里面,他有了一间画室。他在里面工作、睡觉和吃饭。为了不让人看到他的窘境,他天黑之后买回柴米油盐。他的两个男孩由他的弟弟照顾,苏珊是最大的孩子,在新英格兰上学。

很长时间以来,摩尔斯希望自己能被选去华盛顿国会大厦,绘制圆形大厅里的历史画面。那将会满足他作为一位历史画家的愿望,同时给他带来一万美元的收入。他公开写信给国会议员自荐,包括丹尼尔·韦伯斯特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圆形大厅里已经设置了四面大型展板,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1834年,亚当斯在国会发言中质疑,美国画家能否担得起这项重任,后来他对自己的发言表示了后悔。詹姆斯·库柏在《纽约晚邮报》(现改名为《纽约邮报》)上回应说,新国会大厦注定是“历史性的建筑”,因此必须成为展示美国艺术的舞台。这个问题悬而未决,摩尔斯只能等待和盼望。

同一年,也是1834年,让很多人沮丧的是,摩尔斯参加了本土主义运动,反对移民、反对在纽约和全国大部分地方处于上升趋势的天主教。和其他人一样,他看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要被从爱尔兰、德国、意大利拥来的一批批贫穷移民给毁掉了,这些移民带来的是无知和他们“罗马式”的宗教。在摩尔斯的家乡,马萨诸塞的查尔斯顿,愤怒的人群洗劫并烧毁了一个乌尔苏拉会修道院。

摩尔斯以“布鲁图斯”的笔名在他弟弟的报纸《纽约观察者》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毒蛇已经开始缠绕在我们的肢体上,其毒液正在爬上我们的身体。”他警告人们。这些文章后来出版成书,书名是《反对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摩尔斯指出,君主制和天主教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要让民主生存下去,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所有那些古老恐怖的警告,再加上他在罗马被士兵用枪杆打掉帽子的记忆,都涌上了他的心头。有人游说他作为本土主义者的代表去参加1836年的市长竞选,他接受了。在朋友们和敬佩他的人看来,他昏了头。《纽约商务广告报》上的一篇社论表达了这些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