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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薇在我身旁蹲下，说：“已经到顶了，一共就这么高。”我点点头。我模糊地意识到大人们都围在旁边，担忧地瞧着我；李德薇轻声细语地用一种语言对那些参观者说话，然后换另一种，然后又换另一种；奥古斯塔斯站在我身边，手放在我的头上，顺着发缝抚摸我的头发。

过了很久之后，李德薇和奥古斯塔斯拉我站起来，我看到了玻璃橱里保护的东西：墙纸上留下的铅笔印，记录着住在这座秘密增建的房屋里所有小孩那几年的身高刻度，一直到他们再也不会长高。

我们从这间房子走出去，就离开了弗兰克一家住过的区域，但还在纪念馆里：一条狭长的走廊墙壁上挂着曾在这座附属建筑里生活过的八个人的照片，并描述了他们死于何时、何地，什么方式。

“整个家里唯一一个经历战争而活下来的人。”李德薇对我们说，指的是安妮的父亲，奥图。她压低了嗓音，好像在教堂一样。

“但他经历的不是战争，严格说来，”奥古斯塔斯说，“他经历的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的确。”李德薇说，“我不知道一家子都没了，人还怎么活下去，我真不知道。”我一边看那七个死去的人的介绍，一边想着奥图·弗兰克：他不再是父亲了，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没了，只给他留下一本日记。在走廊尽头有一本巨大的册子，比字典还要厚，里面记录着在荷兰死于大屠杀的十万三千人的名字。（墙上的标牌写道：被驱逐出境的荷兰犹太人里，只有五千人活了下来。五千个奥图·弗兰克。）这本名册翻到了有安妮·弗兰克名字的那一页，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件事：就在她的名字下面，列着四个艾伦·弗兰克。四个啊。四个没有纪念馆的艾伦·弗兰克，没有历史印记，没有任何人哀悼他们。我默默下定决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记着这四个艾伦·弗兰克，为他们祈祷。（也许有些人需要心怀对正统全能之上帝的信仰才能做祈祷，但我不需要。）

我们走到房间尽头，格斯停下来说：“你还好吗？”我点头。

他指指背后安妮的照片。“最糟糕的是她差一点儿就能活下来了，你知道吗？她死的时候距离集中营被解救只有几个星期。”

李德薇走开几步去看一个录像，我抓住奥古斯塔斯的手，走到下一个房间。那是一间A字形房屋，里面存放着奥图·弗兰克在寻找女儿的几个月里写给人们的信。房间中央的墙上，电视里正播放着奥图·弗兰克的录像，他说的是英语。

“还有没有漏网的纳粹党人？”奥古斯塔斯问，“我要去追捕他们，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们正倚在玻璃陈列橱窗上看奥图的信，还有那些令人心碎的回信——不，解放之后谁也没有见过他的孩子们。

“我想他们早就死绝了。不过说起来，纳粹党人又没垄断邪恶的专利权。”

“说得是。”他说，“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海蓁·格蕾丝：我们应该精诚合作，组成一个义务的除暴安良残疾双人组，震撼全世界，伸张正义、扶助弱小、保护陷入危险之中的人们。”

这是他的梦想却不是我的，但我还是迁就了他，毕竟，是他先纵容了我的梦想呢。“我们的英勇无畏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说。

“我们的事迹将被人写成故事，一直流传到人类的声音消失的那一天。”他说。

“就算到了那一天之后，每当机器人回忆起人类荒谬的牺牲和热血，也会想起我们。”

“他们会用机器笑声笑话我们英勇的蠢行，”他说，“但他们钢铁的机器之心里有什么东西，会向往、会渴望，希望能像我们那样活过和死去——完成英雄的使命。”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抬头看着他，心里想着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不应该吻别人，然后我又想起，安妮·弗兰克她自己归根结底也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吻过别人，那么她的家要是变成病入膏肓的年轻人沉醉于爱情的地方，她很可能再欢喜不过了。

“我必须承认，”录像里，奥图·弗兰克用带着奇怪口音的英语说，“我对于安妮的思想之深刻感到非常惊讶。”

然后我们俩接吻了。我的手松开了氧气推车，伸到他脖子后头，他揽住我的腰拉向他，我得踮起脚。他嘴唇稍启，迎上了我的双唇，那一刻我感觉喘不上气，但却跟以前不一样，令人着迷。我们周围的空间不复存在，在那个奇异的时刻，我打心底里喜欢我的身体，这具饱受癌症摧残的躯壳，我几年来拖着它来来去去，但突然之间，它似乎值得我去挣扎搏斗，那些胸管、PICC导管、肿瘤对我身体永无休止的背叛——似乎全都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