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5页）

父亲一口一个“我们”，这说明父亲已经把保良排除在外，而把自己和杨阿姨和嘟嘟，划在一拨去了。保良很敏感，也很反感。尽管父亲的话说得句句有理，但对立的情绪让保良一句也听不进去。当感情激动的时候，道理的对错已经不重要了，决定性的因素，只是情绪。

保良红着眼睛，用最后通牒的口气逼问父亲：“爸，我尊重您，但我也希望您尊重我，我希望我在这个家里还有一点基本的权利。我再问您一遍，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有困难，没地方住，我希望您能同意让他们住在我的屋里，我希望您能同意！如果您不同意，那我就跟他们一起走，一起离开这里！”

其实保良明明知道，以父亲的性格，在他这种威逼下绝不会退让，但愤怒已将保良推到了悬崖，也同样无路可退。他的逼问犹如纵身一跃，结果只能粉身碎骨。

“好，保良！”父亲说，“你既然这么问，那我就告诉你，我不同意！你愿意到哪去就到哪去，这就是你的权利！”

保良瞪着父亲，他从小到大从没像现在这样，敢对父亲如此怒目而视。父亲一直是他景仰的对象，也一直是他恐惧的对象，父亲不仅把他养大成人，而且帮他成为一名公院的学员，他未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父亲的规划，他和父亲之间，不仅是父子，而且是师徒，是官兵，一直是指挥与服从的关系。

但现在，父亲受到了冒犯，他变得怒不可遏。他也狠狠瞪着保良，彼此剑拔弩张。他指着保良的卧室，恶声说道：“你马上让他们走，我的话你听见没有！你不去说我就去说！这么多天我一直给你面子，你别蹬鼻子上脸跟我犯浑！你要跟我来浑的我比你还浑！”

保良不再与父亲对峙，他转过身来的目光，对这个家充满绝望。他拉开自己的房门，对两个不知所措的伙伴说了句：“咱们走！”然后用力打开衣柜，从里面未加挑选地随手拽出几件衣服，塞进自己的挎包，然后率先走出了他的卧室。他甚至没有向僵直地站在客厅里的父亲看上一眼，就带着他的两个兄弟，打开家门，愤而出走。

李臣和刘存亮惶惶然地跟着保良走出了这座小院，一直走到巷外的大街。街上灯光昏黄，人迹稀落。有一些风，吹起他们的头发和衣角，刘存亮不由竖起衣领，左右看看，气馁地问道：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半夜两点，他们找到了一家旅店。旅店的门前停满了外地牌照的货运卡车，能看出这是一家专供过往司机投宿的“大车店”。李臣刚到省城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夜，知道在这儿可以租到三十元一天的小屋。

他们在这样一间只有一张床铺的小屋里，挤着过了一夜。

李臣丢了工作，保良和家里闹翻，刘存亮也没了住处，三个人全都郁郁寡欢。不过在这个不眠之夜，兄弟之间的更多安慰，还是一致地投向了保良。大家都是大人了，都懂得父子恶交最需要劝解。

天亮时李臣和刘存亮熬不住困倦，横躺竖歪地打起了呼噜。保良跑到旅店公用的洗漱房里洗了把脸，没有毛巾擦就用手抹了两下，便出门搭早班的公交车赶去上学。学校在省城的西郊，早操肯定赶不上了，但他必须最迟于八点以前赶上今天的头一堂课。头一堂课是学习邓小平理论，这种政治课对考勤的要求最为严格。

这一周每日照常出操、上课、自习、点名，保良别无他念。

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就是在上课时也把手机转入振动，置于开机的状态。他在等谁的电话呢？尽管他心里不想承认，但偶尔电话响起，他看到来电显示并不是家里的电话或者父亲的手机时，就有一种失望的感觉。

冷静之后，想想父亲那晚赶走他的朋友，一来不是全无理由，二来，也怪他情绪失控把父亲激怒。保良发现，很久以来，他和父亲之间其实并无沟通思想、处理分歧的有效渠道，平时很少把心里话倾诉给对方，也很少倾听对方的心情。

保良的脾气虽然不及父亲暴躁，但个性上却遗传了父亲的死硬，即便后悔，也不愿主动向对手低头认错。也许父亲也在等着保良的电话，也许只要保良向父亲认个错，父亲就会立即原谅他了，甚至都不一定让他再向杨阿姨和嘟嘟赔礼道歉，一切就都和好如初。

但一周过去了，电话二十四小时开着，父亲没有打来电话，保良也没有打给父亲。父子之间好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冷战，试看到底谁赢谁输。

这一周保良倒是给李臣打了几个电话，也发过几次短信，关心他和刘存亮的食宿问题。从李臣口中保良得知，刘存亮住到他们餐厅一个服务生租的地下室去了，李臣还在打油飞，今天这里住住，明天又搬到那里。别看李臣来省城不到一年，结交的朋友比保良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