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和卡里内奇（第5/6页）

不过，霍尔不是一个劲儿地自己讲，他也问了我许多事。他听说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就来了……卡里内奇也不比他差。不过，卡里内奇喜欢听我描述自然风光，描述高山、瀑布、奇特的建筑物和大都市；霍尔感兴趣的却是行政管理和国家体制方面的问题。他逐个儿对一切进行分析、询问：“这种事儿在他们那儿跟咱们这儿一样，还是不一样？……你说说，老爷，究竟怎样？……”卡里内奇在听我叙说的时候却只是表示惊讶：“啊！哎呀，天啊，有这种事！”霍尔则不做声，皱紧浓眉，只是有时插一两句：“这种事在我们这儿可是不行，能像这样才好，才合道理。”

我无法向读者诸君一一转述他的询问，而且也无此必要。但是从我们的交谈中，我得到一种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表现了俄罗斯人的主要特征，他的俄罗斯人特征就在于他的革新精神。俄罗斯人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不怕改变自己，很少留恋自己的过去，勇敢地面对未来。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干巴巴的理性，但是，拿霍尔的话来说，德国人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他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霍尔由于他地位的特殊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谈了许多话，这些话从别人嘴里是听不到的，如一些庄稼人说的，是用棍子撬不出、用磨也磨不出来的。他确实很明白自己的地位。

我和霍尔交谈，第一次真正听到淳朴而机智的俄罗斯庄稼人语言。就一个庄稼人来说，他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里内奇却识字。“这鬼东西识字，”霍尔说，“他养的蜂从来也不死。”“你有没有让你家孩子识字？”霍尔沉默了一会儿。“菲佳识字。”“别的孩子呢？”“别的孩子不识字。”“为什么呢？”老头子没有回答，并且转换了话题。可见，不论他多么聪明，他还是有偏见，在某些方面很顽固。

比如，他从心眼儿里瞧不起妇女，在他高兴的时候就取笑和嘲弄妇女们。他的妻子是个爱唠叨的老婆子，一天到晚不离炕头，不住地嘟囔，骂人，儿子们都不理睬她，可是媳妇们却像怕上帝一样怕她。难怪在一支俄罗斯民歌里婆婆这样唱：“你不打老婆，不打年轻妻子，算什么成家的人，算什么我儿子……”

有一回我想为媳妇们说说话，试图唤起霍尔的怜悯心，但是他心安理得地反驳我说：“何必管这些……小事，让娘儿们吵去吧……不让她们吵，反而更糟，再说，也犯不着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有时凶恶的老奶奶从炕上爬下来，把看家狗从过道里唤出来，嘴里嘟囔着：“狗，你来，你来！”拿拨火棍朝干瘦的狗背直打，或者站在敞棚底下，跟所有过路的人“吵骂解闷儿”。（这是霍尔的说法。）不过，她还是怕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她马上就回到自己的炕上去。

不过，特别有趣的是听听卡里内奇和霍尔的争论，尤其是在问题涉及波鲁德金先生的时候。卡里内奇说：“霍尔，你别在我面前说他。”霍尔反驳说：“那他干吗连一双靴子也不给你做呀？”“啊，靴子，瞧你说的！……我要靴子干什么？我是个庄稼人……”“我也是庄稼人嘛，你瞧瞧……”霍尔说到这里，把脚抬起来，让卡里内奇看看他的皮靴，那皮靴好像是用毛象皮做的。卡里内奇回答说：“哎哟，别人怎么能跟你比？”“那至少也要给几个钱买树皮鞋吧，你天天跟他出去打猎，恐怕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他给我树皮鞋钱。”“是的，去年赏过你十个戈比。”卡里内奇懊恼地扭过头去，霍尔便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他那一双小小的眼睛成了两条缝儿。

卡里内奇唱歌唱得很好听，还弹过一阵子三弦琴。霍尔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一歪，用伤感的调子唱了起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呀，命运！》这支歌。菲佳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怎么伤心起来啦？”可是霍尔依然用手托着腮，闭着眼睛，只顾抱怨自己的命运……

可是，在别的时候，再没有比他更勤劳的人了：一双手总是不闲着——不是修理大车，就是整修栅栏，检查马套。

不过他不喜欢特别干净，有一次我提到这一点时，他回答说：“屋子里要有人住的气味。”

“你去看看，”我反驳他说，“卡里内奇的蜂房里多么干净啊。”

“老爷，要是不干净，蜜蜂待不住呢。”他叹着气说。

有一次他问我说：“怎么样，你也有领地吗？”“有。”“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领地上吗？”“住在领地上。”“恐怕多半是打打野味消遣吧？”“说实在的，是这样。”“这也不坏，老爷，只管打你的松鸡吧，不过村长要经常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