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灿烂的绝望 邓肯与叶赛宁（第3/4页）

叶赛宁是否真的爱上了邓肯？这个26岁的小伙子，在这比他年长18岁的异国女人面前，时常形影无踪，喜怒无常。似乎仅仅是邓肯不计后果的爱，维系着这段关系。叶赛宁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他在一大群对他前呼后拥的崇拜者里风一般地出现在任何他想出现的地方。邓肯仿佛只是他的陪衬。一天晚上，邓肯正在她的工作室招待朋友，叶赛宁和几个诗人醉醺醺地进来了，邓肯欢迎了他们。她通过翻译对叶赛宁说：“我要专为你跳个舞！”一曲之后，叶赛宁却表示他比邓肯跳得更好，接着便乱踏着节拍在工作室里横冲直撞起来。马里延果夫说：“叶赛宁没有卷入跟伊莎多拉·邓肯的爱情漩涡之中，而是爱上了她的名望，她的世界范围的名望。而且，他是跟她的名望结婚，而不是跟她——一个徐娘半老、略微有些肥胖、头发染色、风韵犹存的女人结婚。”

叶赛宁没有像邓肯对他那样炽热地去爱。他的心灵的重心不在这上面。邓肯要以爱情来消弭自己对人世的绝望感，在激烈的爱中她得以复活，而叶赛宁却为乡村的逝去心碎：“农村是生活，但城市呢？”发出这一诘问的叶赛宁哀伤之极。爱情无法拯救他。他是大地的儿子，而母亲正弃他而去。他曾宣言：“请注意，我的诗歌几乎没有爱情主导动机。我的抒情诗充满着一种伟大的爱，即对我祖国的爱。”其实，表达成对“祖国乡村”的爱应该更为贴切。他的诗中飘满着泥土的芬芳，他的诗歌是大地上的植物。

这个大地的儿子，在爱情上曾受过巨大的创伤。1921年春，他对他的一位朋友坦白：“我有过真正的爱情，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家在农村。我常去找她，偷偷地去的。我把什么都对她说了。这件事谁也不知道。我爱她好久了，我痛苦，惋惜。她死了。我没有这样爱过任何人。我再也不爱任何人了。”宣称再也不爱任何人的叶赛宁跟邓肯走在了一起。他是否重新燃烧了起来？

对邓肯，叶赛宁不可能无动于衷。同时代人都将她看作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关于她的评论和赞誉数不胜数。奥希尔说，对欧洲人而言，邓肯是“一个具有古希腊荣誉的人，是具有各时代一切伟大艺术荣誉的人，是菲狄亚斯、波提利来和米开朗琪罗的媲美者，是伟大的贝多芬以及格鲁克、肖邦和瓦格纳的妹妹”。

叶赛宁具有儿童气质。邓肯的母性肯定也吸引了他。遇到邓肯时，他正是在精神上最失落、生活上最放荡的时候。他沉痛于城市对乡村的侵占。他哭喊道：“我的俄罗斯，木头的俄罗斯啊？只有我一个人当你的喉舌和歌手。”在灵魂深处，任何抚慰都无法平息他的伤痛和绝望，而邓肯对他毫无保留的爱和丝丝入扣的照顾，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紧张与疼痛。邓肯的爱像一个摇篮，一张病床。叶赛宁需要呵护和照顾。他是那么地需要邓肯，尽管有时会因为邓肯无微不至的关爱而感到焦灼和愤怒，这种需要在他越窘迫而痛苦的时候就变得越加迫切。他爱邓肯，和邓肯爱他不一样，但毕竟是爱了。

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狂喜和狂悲，令人惊心动魄。他们的灵魂相互碰撞，他们相互折磨。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爱情，一场劫难。苔斯蒂描绘了他们旅行中的一个场景，“火车开出的时候，他俩站着，脸色苍白，就像两个永坠地狱的小小灵魂……”火焰还未熄灭，苦难还未终止。这是一场诗神与舞神的恋爱，太美丽，也太残酷。一代代人们，只能远远地看着，看那不死的烈火，看那火中的灰烬。

这场劫难终止于他们的欧洲之行后，受尽磨难的叶赛宁哭了，还跪下来吻了吻脚下的土地。邓肯对身边的朋友说，“你看，我把这个孩子带回他的祖国来了，不过我和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他们都身心交瘁。十五个月前，他们刚办了结婚手续。邓肯要带叶赛宁周游列国，要做他的维吉尔。叶赛宁表示要用自己的诗歌去征服欧洲。他像一个年轻王子般野心勃勃。俄国诗人们对这个天真的兄弟不以为然，艾尔玛说：“让这个俄国农民离开他的土地是多么不明智的举动。”马里延果夫干脆说：“让他倒霉去吧……”

叶赛宁来到物质发达的西方世界。被野心激荡着，写诗，发表讲说，朗诵，也惹是生非。到柏林第二天，叶赛宁和邓肯走进柏林艺术之家。在一伙流亡者中，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叶赛宁响应了。他跳上桌子，朗诵起诗来，在一片嘘声和吵闹中，大喊：“没用——你们甭想把我轰下来，我要是把四个手指头塞进嘴里吹口哨——你们也试试看，你们哪一个也不是我的对手。”这时候的叶赛宁，在爱伦堡的回忆里是“变得憔悴了，自然，也爱吵架……邓肯想使叶赛宁安静下来，但是白费劲，那些令人不安的场面层出不穷……叶赛宁绝望地把陶瓷器打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