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思想和艺术（第2/5页）

这样，作品就通过陆文婷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人的苦恼问题，中年人所肩负的重担和他们的实际待遇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正如刘学尧在“含泪的晚宴”上所说的：

中年、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科技人员身上；工厂的各种难活是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

我请问：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他们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还在于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煎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牺牲。

……

不幸在于他们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林彪、“四人帮”的动乱耽误了……现在，这批中年人要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

《人到中年》通过感人肺腑的艺术描写，提出这个普遍的、严重的、人人关心的社会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作品在读者中，尤其在中年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是没有缘故的。

然而，我们分析这个中篇小说的主题，还不能仅仅到此为止。粉碎“四人帮”以来，描写中年人的困境的作品，也不鲜见。《人到中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这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关系的描写，揭示出了造成这个普通的社会现象的更深一层的原因。作品中的一些描写是很耐人寻味的。

比如焦成思看病。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就得在几净窗明的院长办公室接待他，就得不顾病人的等待，把正在门诊的陆文婷叫来；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便要把最好的医生推荐给他，秦波也可以挑三拣四地进行挑剔；住院前，赵天辉还要特别关照陆文婷做好手术准备；住院后，抽血、透视、做心电图，都可以不用排队。试想想其他病人，比如张老汉和王小，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吗？没有。不要说其他病人，就是陆文婷自己病倒在家里，她丈夫想叫一辆车，打了电话到医院，几经周折，还是没有弄到。为什么？就因为一个是堂堂的副部长；而另一个不过是个普通大夫。社会已经习惯根据地位、身份来评价一个人，来决定对一个人的态度了。在有人享受特权的时候，就必然有人的正当利益要受到漠视和践踏。普通中年人的苦恼，并不引起注意和关心，是不奇怪的。

当然，要说对这些普通的人都不关心，那也未必。可是，关心的是什么呢？当秦波对陆文婷的体质不很放心时，赵天辉说了这么一句话：“她在我们这儿，就算身强力壮的了。陆大夫，我记得，你这几年一直是全勤。”这个赵天辉，身为一院之长，他并不懂得陆文婷一家几口，工资多少，住几间房，却能记得她这几年一直是全勤。显然，他关心的只是他手下的人有没有完成任务，却没有关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人们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付出多大的牺牲；却没有考虑作为一个领导，该提供和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以便让人们能够胜任并愉快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严格地说，他不过是把人当作完成某种任务的一个工具。

这样，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的症结所在了。在中年人的苦恼的背后，有一个如何看待人，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问题；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需要，如何摆正人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的问题。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流毒，左的路线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忽视和讳言这个问题。这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妨碍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人才的成长的不利因素，因而也是影响“四化”进程的不利因素。《人到中年》把这个问题揭示了出来，这是它比同类作品高出一筹的地方。这个主题思想的开拓，和表现在作品中的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对普通人价值的肯定，对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情操的讴歌，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作者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

二

为了加强主题的尖锐性，作品在展开陆文婷的“断裂”这条主线的同时，揉进了姜亚芬夫妇出国这条副线。

“我是个中国人，不敢说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可总还是爱国的，真正希望我的祖国富强起来。”既然如此，为什么却要出国去呢？刘学尧在晚宴上的那一番感慨万千的议论，姜亚芬在机场伴着泪水所写的那封长信，已经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他们深深感到了中年人的苦恼；虽然也相信“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了”，但是，又感到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他们既惧怕过去的噩梦，又缺乏等待的勇气。于是，他们出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