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五章（第10/11页）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矮壮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轻轻摇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这已经够了。大厅里渐渐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压抑。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他宣布了一件事，这种事在追悼会上宣布是很少见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感到惊奇。他说：“三十七位工人同志署名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大会予以讨论。”接着，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挨个往下念，每念一个就停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西罗坚科继续往下念，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始终同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都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像叫化子，两腿一伸了事。说实在的，革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