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3/6页）

“我也不这么想。那你为什么认为——”

“可你没把细节搞对。”

“我没把细节搞对。瓦奥莱特，听他说的话。我研究过你的国家，朋友。我读过约瑟夫·布庭格、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你读过约瑟夫·布庭格、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他是研究世界上你那个巴掌大地方的头号历史学家，而她得过普利策奖，她剖析过你们心理。我想我多少了解你们人。”

他气势凌人，我很恼火。我从没这么恼火过，这种恼火让我更加恼火。正因为也只因为如此，我才有接下来的表现。“你连叫声都没搞对。”我说道。

“你说什么。”

我等着他往下说，过了一会才明白他其实在问我问题。“好吧。”我开始露出原形，说道，“如果没记错，第二十六、四十二、五十八、七十七、九十一、一百零三和一百一十八页，这么说吧，剧本里大凡有我同胞角色的地方，不管男女，开口就是叫，没一句台词，只是叫。所以，你们至少得搞对他们是怎么叫的吧。”

“天底下每个人叫都一个样。我说的对吧，瓦奥莱特。”

“对的。”瓦奥莱特说道。她坐在我旁。“天底下每个人叫都不一样。”我说道，“假设一下，我用这根电话线勒住你脖子，使劲勒，勒到你眼珠鼓出来，勒到你舌头发黑。你拼命叫，瓦奥莱特也叫，但是，你俩叫大不一样。你俩叫声是不同恐惧心理的男女叫声，男的知道自己要死了，女的怕自己可能很快会死。俩人心理不一样，生理结构也不相同，音质大相径庭。人人都有痛苦，但痛苦又是每个人独有的，必须用心听才能听出来。要想知道一个人痛苦跟其他人痛苦是否一样，就要听表达痛苦的声音。表达时，声音和声音背后的思想，带有文化和个人色彩。比如，在美国，逃命的人会想到叫警察，他们处理面临的痛苦时，这么做合情合理。但在越南，没人会叫警察，因为给人们造成痛苦的往往是警察。我说的对吗，瓦奥莱特？”

她只是点头，没有言语。

“既然如此，请允许我直截了当指出来。在剧本里，越南人都这么叫：啊嗳嗳嗳呃呃呃呃呃！！！比如，第三号村民，掉进了越共布下的尖竹钉陷阱，人被刺穿，是这么叫的。还有那个小女孩，发现越共潜入了村子，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向美军特战队队员报警，被割喉前，也是这么叫的。我听过很多同胞的痛苦叫声，可以相信我，他们可不像剧本写的这样叫。想听听他们怎么叫吗？”

大导演吞咽着唾液，喉结随之一上一下。“可以。”

我站起身，身体前倾，靠住桌子，盯着他的双眼。实际上，根本没看他。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精瘦的蒙塔格纳德人的脸。他是布鲁族长者，住在离剧本写的地方不远的一个真实村庄里。有人说，他是越共联络员。当时，我在执行升任中尉后第一次任务。上尉用根生锈有倒刺的铁丝勒着他的喉咙。“项链”勒紧，紧到他每次吞咽，倒刺便刺着喉结。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救他。老人在叫，但不是因为倒刺扎着喉结。倒刺扎喉结不过预热，真正折磨还在后头。我看着尽管只是预热的场景，心里都在为他叫了。

“是这么叫的。”我说道。手伸过桌面，拿起大导演的万宝龙自来水笔，在剧本封面上写了几个大大的黑色象声字：啊嗳呃呀呀呀呀呀！！！拧上笔套，将笔放回皮质写字垫板上，说道：“在我国，就是这么叫的。”

*　*　*

我离开大导演家，一路往下，离了好莱坞山，前往相隔三十个街区、位于好莱坞平原地区的将军家。我将第一次与好莱坞打交道的经历报告了将军和夫人，他俩很替我愤愤不平。我与大导演、瓦奥莱特会面超过了预定时间。大部分时间里，我克制再克制。我指出，影片讲述越南，可是，影片竟没有一个有像样台词的越南人角色，可能会被视为文化漠视。“说得固然对，”瓦奥莱特插话道，“但是，归根结底，要看谁买票看电影。坦率说，越南观众不会买票看这部电影，对吧？”我压住火。“即便如此，”我说道，“既然一部片子以某国为背景，那么，让该国的人说几句台词，而不像剧本注明到说母语的村民处停拍，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会使片子更可信，更反映现实，更地道吗？你们认为，让他们真正说话，这样的镜头可能有损片子形象，所以只让他们嘴里发出点声音，权当说话也就够了，是这样吗？你们哪怕让他们说些口音很重的英语——你们懂我的意思，就是那种亚洲洋泾浜英语——只当他们在用美国观众竟也能明白的亚洲语言说话，难道你们连这也做不到吗？难道你们不认为，让美国特战队队员谈情说爱，会让片子更吸引观众吗？这些男人真的只爱战友只为战友而死吗？剧本里一个女人都没有，这让观众只会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