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7页）

“莫利女士，”我答道，“你说的让我震惊。”“是吗？”她说道，“拜托，叫我索菲亚行不？我又不是你女朋友年老色衰的妈。给我再要杯酒点根烟。我今年四十六岁了，才不怕人知道我年龄呢。跟你说呀，如果一个女人到了四十六岁，一直无拘无束生活，那她在做爱方面没有不懂的事。我说的做爱，跟《爱经》，跟《肉蒲团》，跟我们可爱的系主任说的东方这个东方那个，都没关系。”“你可是为他工作了六年。”我提醒她。“还用得着你提醒。”她戗道，“我不知道是自己幻觉呢，还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他每次打开办公室门，什么地方便咣的响一声锣；还有，他的办公室总有一股气味，不知道是他抽烟的烟味，还是他用碗烧香的香味。我感觉他对我有点失望，因为每次见他，我都不鞠躬。他最初面试我，问我是否懂说日语，我跟他说，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迪纳。你听他怎么说：‘哦，原来你是nisei（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听他语气，像知道nisei这个词，就了解了我几分似的。‘尽管你才是第二代，莫利女士，可你把自己的文化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的issei（第一代日裔美国人）父母可是坚守自己的文化。难道你不想学日语？难道你不想回日本看看？’那次谈话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心情很糟。我也问自己，为什么不想学日语呢，为什么就不说日语呢，为什么宁愿去巴黎去伊斯坦布尔，就不愿去东京呢？随后又想，谁在乎这些呢？谁问过约翰· F.肯尼迪说不说爱尔兰语，去没去过都柏林，每晚吃不吃土豆，集不集矮妖精(3)图片？既然没人这么问他，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文化呢？既然我生在这里，难道我的文化就不在这里吗？当然，我没问系主任这些问题，只是笑着对他说：‘先生，您说得太对了。’”莫利女士叹了口气，“我只能这样。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自打我想明白了，我他妈什么也没忘记，我太他妈了解我的文化，我的文化就是美国文化，我的语言就是英语，我感觉我像是老头办公室里的间谍。表面上，我是普普通通不再年轻的莫利女士，一个失了根的可怜虫，我内心想的可就不一样了，我就是索菲亚，你们他妈最好别惹我。”

我清清喉咙。“莫利女士？”

“嗯哼？”

“我想，我爱上你了。”

“我的名字是索菲亚。”她不满道，“有一件事情要说清楚，花花公子。如果我俩在一起，听好了，我说的是如果，那么，我俩谁也别限制谁，你不要爱上我，我也不要爱上你。”她吐出两柱一模一样的烟来。“我只要你知道，我不相信婚姻，我只相信自由的爱(4)。”

“真巧，”我说道，“我跟你一样。”

十年前，海默教授教导我，根据本杰明·富兰克林观点，比自己年长的女情人是尤物。这位美国开国元勋这么写信劝导过一个比情人年轻的男子。我记不住这位美国圣贤信的全部内容，只记得两点。第一点：年长女情人“非常感恩戴德！！”。许多年长女情人兴许如此，但莫利女士绝对没有这样的心理。她倒等着我对她感恩戴德呢。我的确对她感恩戴德。之前，我若想泄欲，只有依靠男人最好的朋友(5)，自慰，满足需求；不说也知道，我没钱嫖妓。如今，与莫利女士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而且免费地爱。在一个主流人群信奉新教，换句话说，穿紧身胸衣甚至戴贞操带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与莫利女士这种爱无异于一种逆行和挑衅。岂止于此，就是在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是异类。这是共产主义的缺点之一，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克服这种想法：每个同志应该学习高尚农民，学习他们只把坚硬的锄头用于翻田锄地。在亚洲共产主义国家，除了性，一切都是免费、自由的。迄今为止，东方在性方面还没有革命；共产主义者逻辑是，假如一个人性生活多到生育了六个、八个甚至十几个孩子（根据理查德·赫德的调查），那么，这个人几乎无需为更多性生活进行革命。再看看美国，美国人在性生活方面进行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让他们产生了抗体，使他们抵制新的革命。美国人如今唯一感兴趣的是，将想爱就爱的思想拿到热带地方实践，对用它引发一场新的政治革命不感兴趣。然而，在莫利女士谆谆善诱下，我开始认识到，真正意义的革命离不开性解放。

我的这一洞察与富兰克林前辈的观点相差无几。这位精明的前辈也声色犬马，深刻认识性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游说法国政府支持美国，他向政客示好，也向女士大献殷勤。回到这位享有美国第一人嘉誉的前辈给他的年轻朋友的信，其主旨是，男人应该有年长的女情人。这话听起来像性别歧视，其实不然，它隐含之意是，年长女人也应该享用比她们年轻的性欲旺盛的男人。如果说好色前辈的信没什么深奥的东西，他的这句关于性的真知灼见倒耐人寻味。基于此，这位观察入微的前辈得出第二个观点：年岁犹如重力，随时光由上往下引发一连串变化。变化始于面部轮廓，南下至脖颈，至乳房，至腹部，依次下侵(6)；如此，年长情人珠黄面槁后，重要部位仍然温软湿润，一个人只需用筐子罩住她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