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第3/5页）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和她讨论吉娜。我对吉娜的感觉很复杂。或许，用孩子气来形容我的感觉比较合适。

我要去和不孕症患者同好会的人吃午饭。

这些人是我在五年前入会的时候认识的。一开始，我们在社区中心开会，我们还有一位辅导人。霍奇斯医生，她和你一样，也是位医学专业人士，她负责引导我们的讨论，确保其不偏离正轨。问题在于，她总是试图让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她会说：“大家试着用更积极的方式，再讲一遍吧。”但是，我们不想变积极，谢谢你的好意。我们渴望吐槽，把脑海中积聚的所有酸楚、负面、恶心的东西统统大声说出来。药物、荷尔蒙和生活中无穷无尽的挫折让我们变得恶毒，在公共场合，你不能表现得恶毒，否则人们就不喜欢你了。于是，我们成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私密同好会。现在，我们每个月见一次面，地点定在一间时髦的饭店里，在那里，我们可能就不会遇见妈妈同好会和她们围成圈的婴儿车了。我们大吃大喝，把心中的苦闷全部宣泄出来——我们抱怨医生，抱怨家人，抱怨朋友，我们心里最怨恨的，是那些“可孕人士”的口无遮拦。

一开始，我对于把全世界的人分成“可孕”和“不孕”的观念有所抵触，这样感觉像是在拍科幻电影。但是很快，这两个新词就成了我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可孕的人永远不会明白……”我们这样对彼此说。我每次说这些话的时候，本都非常反感。他也不喜欢这个同好会，虽然他从来没见过其中的会员。

我把她们描述得很不堪，但是实际上，她们不是那样的人。或许，她们是那样的人，只不过我看不出来，因为我和她们完全一样。我只知道，有些时候，我感觉我之所以还没有发疯，唯一的原因就是我经常和她们一起吃午饭。下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电视里每过两分钟就要大声提醒一次）。对不孕的人来说，那是一年中最痛苦的日子了。我总是在羞愧中醒来。并不是太伤心，就是羞愧。有点蠢吧。这种感觉我高中时代也曾有过，那时候我是班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穿胸罩的女生。我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我没有发育成熟。

今天，我们在曼利（悉尼城区地名）港口的一家餐厅见了面。我到那儿的时候，她们都坐在店外，一切都是那么灿烂——无论是日光、海水，还是蔚蓝的天空。大家都聚在那里，看着桌子中间的什么东西，她们把太阳镜都推到了头顶。

“是安娜·玛丽的验孕测试，”克里看到我时说，“我们当然是不认同了，不过看看你是怎么想的吧。”

安娜·玛丽每进入一个试管婴儿周期，就要做这个测试。医生会告诉你，完成胚胎移植后，不要在家里做测试，因为结果不准。你可能会拿到阳性结果，但其实你并没有怀孕，因为此时你的身体里还残留有模拟怀孕时诱发注射的荷尔蒙，或者你也可能拿到一个阴性结果，原因仅仅是你测试做得太早了。最好还是等待验血的结果。我从来没做过验孕测试，我喜欢确定的东西，我很听话，但是安娜·玛丽做完胚胎移植的第二天就开始验孕了。她坦言，有一次，她一天之内做了七次测试。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强迫症行为，所以，我们也不会嘲笑她。

我瞥了一眼安娜·玛丽的试纸。和往常一样，试纸有三个，都用铝箔包裹着。在我看来，三个都是阴性结果，但是跟她说这些是徒劳的。我说，我觉得其中一张试纸上好像有一条非常浅的粉色直线。她说，她老公说他肯定三张都是阴性结果，结果她朝他发火了，说他很明显在敷衍了事。她告诉他，你必须要有想看的意愿，然后两人大吵一架。安娜·玛丽的试管婴儿周期从来没有成功过，她都试了十年了。她的医生、老公还有家人都不停地劝说她放弃。她才三十岁，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所以她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糟蹋。当然，或许这样说也不对。我们大家都是如此。说不定下一次进入试管婴儿周期时，我们就能迎来那虚无缥缈、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克里尝试了两年试管婴儿，有一次宫外孕差点要了她的命。她对安娜·玛丽说：“伊丽莎白接受胚胎移植已经有十天了，我敢打赌，她甚至还没有想过要验孕。”

我们所有人都使用电子邮件互通消息，跟踪我们的试管婴儿周期。安娜·玛丽、克里还有我目前都已进入试管婴儿周期。而另外三人要么正在休养，要么即将开始新的周期。

老实说，我甚至还没有考虑过这次试管婴儿周期能否成功。在早些年里，我还相信意志的力量，做完胚胎移植后，每天早上都会冥想。“请坚持住，小胚胎。”我会这样念诵，“坚持，坚持，坚持。”我还会贿赂它：等你到了五岁，我就会带你去迪斯尼乐园。如果你不喜欢上学的话，你就可以永远不用去学校。求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让我做你的妈妈，好吗？但是，所有这些举动似乎都无济于事。所以现在，我认为试管婴儿不会成功，即使成功，我也会流产。我这样想其实也是自我保护，尽管它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成功的希望总是能悄悄地溜进我的脑海中。直到希望消失，我才意识到它的存在。每次我又听到“我很抱歉”的时候，希望就像一条从我脚底抽走的地毯似的，嗖的一下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