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殿堂（第3/11页）

我们想要混帮派，但是我们能拿哪个人做榜样？我们的英雄在何方？我们的老爸们开无照出租车、洗盘子、帮汽车加油，他们非常怯懦，体内的血液连挨了铡刀都不敢往外流。他们缅怀昔日，倒不是因为以前过得比较舒坦，而是因为当年大伙过得一样悲惨。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我们要的不止于此。

征兵季节始于初春。涅瓦河河水高涨，漫过下游各个村落的水闸。一群年迈的鳄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城墙边晒太阳。酒鬼们不但白天醉醺醺，晚上也喝得酩酊大醉。北极圈的冬天褪去层层的外衣，露出浅粉橘、紫罗兰、蜜桃李的色彩。我们同一天收到军需处寄来的明信片，带着明信片走到公园。这是我爸以前从牢里寄信给我之后、头一次有人跟我写信。

我拿我这张印了红旗的明信片跟朋友们的明信片做个比较，除了姓名之外，大家的明信片一模一样。依照法律规定，军需处可以命令我们毕业隔天就到基地接受检查，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准许我们八月报到。如果我们全都死在基地，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会收到一张除了姓名之外、格式全都相同的明信片？说不定为了褒扬我们为国捐躯，军方会寄给我们的家人一封制式的书信？

“我打算抢劫一家电器行。”亚历山大高声宣告，猛吸五口，解决一支香烟。他的肺跟蓝鲸鱼的肺一样可观。“关个三年，应该够了。”

“三年太长，托尼。”伊凡说。“我猜顶多六个月。我打算抢劫观光客。”

我们全都哄然大笑。

“尽管笑吧。”沃拉里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条子会在乎谁抢了电器行或是观光客。条子才会抢劫观光客。但是偷开条子的警车？最起码关四年。”

他们转头看我。“我还没决定被关个几年。”我说，口气稍嫌迟缓。“但别担心，算我一份，我绝对跑不了。”

我们拍掌击拳，大摇大摆朝着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前进，领取一张千元卢布支票——所谓“千元卢布支票”，其实是指海洛因，因为海洛因通常藏放在对折的收据里。涅瓦河水花四溅，河面处处油污，远远望去，有如一道道弧形的彩虹。观光客吃力地爬下浮舟，人人惊讶赞叹，在相机前面兴高采烈地跳来跳去，好像沿岸的至尊豪宅是一群珍奇鸟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难不成那些有如粉扑的粉红屋顶会长了翅膀飞走？我们转弯走向Arsenalnaya街，继续朝着komsomol街前进。远远望去，克列斯提监狱砖墙环绕，尖塔耸立，穹顶雪白，观光客若将之误认为一座宫殿，倒也不以为过。历史课堂上，我们习知在一九三七年的样板公审中，一些微不足道、用来混淆大众视听的小人物被抓到这座监狱接受拷问。文学课堂上，我们阅读阿赫玛托娃描述这座监狱的诗作（译注：Anna Andreevna Akhmatova，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988-1966，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俄罗斯女诗人之一）。她的儿子被关了十七个月。她随同其他数百名女子在这些高大的砖墙外等待官方的指控、判决与行刑。“你可以描述这一切吗？”一位嘴唇青蓝的女子轻声问道。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是的，我可以。”

如今，砖墙之外，她们的孙女们静静等候，其中几位的外套太大，几乎盖住整副身躯；狱中待审的囚犯们是她们的先生、男友、孩儿、父亲。我们发出嘘声，我们高声叫嚣，我们问她们要不要跑趴。换作七十年前，她们的哀伤说不定值得一位伟大的诗人提笔撰文。但是现在谁还读诗？

“我不怕。”我大声说，沃拉里、伊凡、亚历山大全都同意他们不怕。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车臣还是克列斯提监狱。我从我朋友们手中收取一张张沾了汗水而软趴趴的钞票，走上一栋破烂国宅的三楼，领取那张千元卢布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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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跟刊登在地方报纸和部落格的分类广告完全不一样，那些广告征求具有商学院学历、会说多种语言的男士，或是面貌姣好、想要到欧洲脱衣舞俱乐部跳舞的单身女郎，我的新工作却既不光鲜，也不浮华，而且无助于提高我的身份地位、让“贾卡达”或是“颓废”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们放我一马。那些夜店的保全人员可比看守天国之门的圣彼得更难缠。头一天上工，我清晨四点就拖拖拉拉地起床，上楼帮基里尔穿衣。他的衬衫、长裤、床单全都裁剪自政府核发的蓝色帆布。

“你平常到底怎么穿衣？”我问。

他坐在床沿，脸上的笑容有如一万瓦特般灿烂。他竟然喜欢看我受罪！快乐是一场零和赛局，我的比数愈低，他的比数愈高。目前看来，他的得分扶摇直上，随时可能冲破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