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豹（第9/16页）

这幅油画已在我桌上搁置了一个多月，上级交代把一个格罗兹尼的领导人画入前景之中，我却迟迟没有动手。老实说，我可以提高任何一幅现实派画作的水平，这话不是自吹自擂，而是目前的艺术水平实在太差。但是一幅十九世纪的大师之作，那就完全另当别论。

当我把玩具士兵大小的领导人添加到画中，我帮他画上沃斯卡的脸孔，或说如果沃斯卡上了年纪、变成一个胖嘟嘟的权贵，可能会是什么模样。我这一行顶多只能做到把图像化为回忆、把光线化为暗影，但我抹拭的一笔一画却在我心中重新滋长。我忽然有所顿悟：没错，我是一个修正画家、一个宣传官员、一位苏联公民、一名男子，但撇开这些不谈，那些被我销毁的影像，我代表着他们的来世。

那天早上，沃斯卡仅存的脸孔被一卢布的铜板刮成一片空白。

那天下午，我决定将他画入一切。

起先我确定我会被逮到。在公共场所，我走过一幅幅经过修正的风景画，一颗心怦怦跳，确信人人看得出沃斯克脸孔有如针点般插入背景之中。没有人看出。那就像是我讲给我侄子听的童话故事；他平安无事地藏身在背景之中，那些可能出手伤害他的人全都看不到他。我尽其所能，不停将他画入每一幅图像之中，我画出每个年龄的他，甚至——或说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他。我永远无法补偿我的亏欠，就算把沃斯卡加入画中，我也没办法弥补他被人从生命中除名，但我不断复制我的弟弟、天天再度与他相见、看着他现在的模样和未来的面貌，我画了又画，感觉自己说不定终于成了一位肖像画家，其余的工作也就变得可以忍受。

我的原创性始终不足，画不出可以挂在咖啡厅展示的作品。如今我绘制的迷你沃斯卡却悬挂在各处。

我把札哈洛夫的油画挂在我的办公室，过了几天才拿下来，运回格罗兹尼。我始终不晓得油画的下场。

*　*

门板噼啪破裂，我被吵醒，伸手拿取眼镜，但是眼镜不在床边的小桌上。哪有什么床边小桌？我刚才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还没坐起，有人已经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地上，我摔了个狗吃屎。有人用膝盖顶着我的肋骨，我被紧紧制住，气喘吁吁，双手猛烈挥动。我想说我不是试图逃跑、我只是想要吸口气，但是那个膝盖愈压愈紧，似乎打算进驻我的椎骨间。

“我的眼镜。”我喃喃说道。有人架着我站起来。

我得到的答复是眼镜被踏碎的嘎吱声。

“我看不见。”但就算那人听见我说话，他也不在乎。

“这是什么？”另一个人边问、边把一个灰蒙蒙的图像举到我面前。啊，芭蕾舞者，我明白了。我肯定忘了收放照片就睡着，结果照片搁在咖啡桌上，一进门就看得到。一秒钟之后，他把一个画框推到我手中，画框中是一幅领袖肖像，肖像背面是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丛林狸猫。

“这幅肖像不只一面。”有人惊叹。

“没错。”另一个人说。“而且他会像这幅肖像一样被钉在墙上。”

走廊通道上，有人拉扯一条似乎是深红色的带子——我猜肯定是封条——封住一扇关着的门——我猜肯定是我家的门。他们带着我下楼，一部汽车在外等候，他们把我推进后座，史帕拉尔卡监狱的拷问室早在数星期前就已不敷使用，我们只可能前往克列斯提监狱。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漫无目的地前进，开过半个城市，最后终于抵达红色砖瓦的监狱。监狱位居涅瓦河的另一侧，从我的公寓远眺，隐隐可见。他们拉着我走过几道门，丢下我离开。有人抓住我的手指，按在一小团湿湿的软垫上，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叫我像是弹钢琴一样在纸上按键。接下来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有人递给我一个小牌子，叫我拿好，镁光灯一闪，照相机的快门“啪”地闭上。

“我犯了什么罪？”我问了又问，但无人回应。他们是低阶的职员，在他们眼中，我一文不值。光是被捕，就已形同判刑，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若是个嫌犯，就形同囚犯，囚犯形同尸体，尸体形同数据。我的姓名、我的声音已经消失在数据中，所以何必浪费时间回答、让人以为我的问题很要紧？

帮我搜身的男人用力拉扯我的手脚，好像我是一张折叠床。他检查我的脚趾之间、包皮之下、耳朵之内。他翻开我的眼睑，搜查我的嘴巴，看看有没有中空的牙齿，他用他的笔戳戳我的鼻孔，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受尽虐待的人般粗鲁大意。他叹气，喃喃自语，好像这套装模作样的把戏只会损害他的尊严。

当他搜身完毕，我获准穿上衣服。当我穿好衣服，他松开我的鞋带，把鞋带拉出来，然后解开我的皮带，飕的一声抽出皮带。“你在做什么？”我问。他拿起小刀直直划开我的衬衫，已示回应。纽扣叮叮当当掉到地上，他捡起其中一颗，然后刀子一挥，切断我内裤的腰带。“你在干吗？”我又问了一次，口气较为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