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豹（第10/16页）

“自杀是犯罪之人最后的颠覆行动。”男人边说边离开。我的鞋子从脚上掉落，我的长裤从腰间滑下，我的衬衫垮垮地松开。

“谁有办法用内衣裤自杀？”我在他的身后大喊，但是门已经关上。

我一只手拉拢衬衫，另一只手抓住内裤和长裤。我小心翼翼地踏入灰蒙之中，往前跨了几小步，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两把凳子和一张桌子。沃斯卡也被带进一间类似的拷问室吗？或是一间完全相同的拷问室？难不成就是这一间？不，不可能：这里应该关了另外六个犯人，如果克列斯提监狱爆满的传言属实，甚至可能关了十二人，即使传言的可信度只及百分之五十。我不特别，一点都不特别。

两个人的脚步声踏入房里，一双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腋下，拉着我坐到凳子上。

“他哪里有毛病？他瞎了吗？你哪里不对劲？”桌子对面传来一个声音。

从何说起呢？

接下来的九小时，拷问者再三询问同一些问题。“你和那个蒙羞的舞者什么时候取得联系？”“那只残缺的手代表什么意义？”“你跟其他几个波兰间谍保持联络？”我们好像骑着丑怪的旋转木马绕来绕去——他做出同样指控，我做出同样否认——两人皆误将绕圈视为进展。

“我不认识舞者。”我解释。“至于她的手，那只是辛苦了一天之后的小错误。我一时失手，所以我把照片带回家，借此掩饰我的错误。”

我精疲力竭，口干舌燥。拷问者保证给我一张床、清水、五道菜肴的餐点、我的自由、一瓶伏特加，他保证什么都给我，我只需坦承事实，说出真话。

“但我已经说出真话！”

拷问者叹了一口气，显然难掩失望之情。静默之中，我想象他对着他的文件皱眉，我不必照镜子也知道他跟我一样满脸挫折。“我们明天继续。”他说。

我索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狱卒大笑，拉着我站起来。我若试图坐下，他就踢我一脚。我若靠向墙壁，他就踢我一脚。“现在几点？”我问，他就踢我一脚。我曾经想象监狱里一间间冷冰冰的实验室，不锈钢仪器飕飕作响，拔除囚犯每一根神经，激发种种痛苦。口干舌燥，剥夺睡眠，不时被无所事事的狱卒踢一脚。这类处置似乎非常过时，但相当有效。我的双脚在缺了鞋带的鞋子里肿了起来。我昏昏欲睡，手一松，长裤和内裤掉到地上。狱卒当然又踢我一脚。我接受拷问，强睁着眼睛站立，不时被狱卒猛踹一脚，继续接受拷问，如此一再循环，不断持续。克列斯提监狱的拷问者没有证据，所以他们打算一再拷打我，直到我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为自己定罪。但是他们不需要证据。他们想要编造什么都行。

拷问了三次之后，拷问者开始恳求我忏悔。

此举简直荒谬，但出奇的感人。直至目前为止，拷问者操着平板的声调，询问着一个个令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会儿他却变成一个满心苦恼、可怜兮兮的家伙。他需要我的忏悔，借此证明我们当中确实有人沦为罪犯，同时确认司法体制绝对可信。我想要安慰他。

当部长走进来，我说不定已经连着几天没阖眼。他叫当差的狱卒退下，等到狱卒随手把门锁好，他才跟我打招呼。

“我的老朋友啊。”他神情哀伤地说。“你帮你自己惹了什么麻烦？”

“今天星期几？”我问。我只能靠着脸上的胡楂判别过了几天。

“星期五。”

哪一个礼拜？哪一个月？我试图想象那副一星期六天、一个月五星期的日历。五年前，为了劝阻人民尊奉宗教仪式，党部废除了星期日。星期五傍晚，我通常买一条巧克力棒，庆祝一星期的工作划上句点。我紧抓着他的话，好像握住一条绳索。“星期五。”我重复一次，一再默念，让自己陷入过去那段属于我的日子。

“马尔金，你是一个老实人。”部长说。“我们相识已久，你始终忠诚于人民。”

我猛然抬头。我的睡眠受到剥夺，不断遭受拷打，而且重复回答三个相同的问题，思绪已经涣散，但这时我提起精神，心中升起一股希望：说不定我仍然可能得救，说不定我尚未沦落到失去恩宠的地步。“没错，部长，我向来忠诚。”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你，你却做出了背叛。”

“他们宣称我涉入一个波兰间谍网。他们错了。我向来忠诚。”

桌子嘎吱作响，我感觉他靠在桌旁。“你愿意为了革命奉献生命？”

“我愿意。”

“为了我们的领袖？”

“我愿意。”

“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前景？”

“我愿意。”

“那么你为何拒绝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