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二〇〇五年（第5/7页）

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宝宝则妥当地坐在推车里。他浏览菜单。

“尝过他们的阿玛迪斯奶起司蛋糕吗？”他扬眉问。

“尝过，”我回答，“好吃得可怕。”

他咧嘴一笑。

“茱莉娅，你容光焕发，纽约很适合你。”

我像个少女一样涨红了脸，如果佐伊看到，绝对会翻白眼，大感不屑。

接着他的手机响起，从他接听的态度，我猜出对方应该是个女人。会是谁呢？他的妻子还是女儿？他继续说话，有些慌乱。我弯下腰，拿长颈鹿逗弄女儿。

“对不起，”他收起电话，“是我的女朋友。”

“哦。”

我一定是表现出困惑的样子，他笑了出来。

“我离婚了，茱莉娅。”

他面容严肃直视着我。

“自从你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之后，一切都改观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他即将说出我所需要知道的结果。

我不太确定自己该说些什么，担心任何一句话都会让他哑口无言。于是我别过头去忙着照顾女儿，递水给她喝，翻找纸巾，注意别让她噎到或吐得到处都是。

侍者来点餐了，我们要了两份阿玛迪斯起司蛋糕和两杯咖啡，还帮宝宝点了烤松饼。

威廉说：“那一年真悲惨，我的生活分崩离析，仿佛置身地狱。”

好几分钟过去，我们什么也没说，只看着四周咖啡桌边的动静。咖啡馆生意很好，窗明几净，隐藏式喇叭播放着古典音乐。宝宝自顾自地叽咕作声，对着我和威廉露出笑脸，挥舞手上的玩具。侍者为我们端来糕点。

“你现在好些了吗？”我的试探意味十足。

“好多了，”他的反应很快，“我很好。之前，我花了不少时间来适应新的自己，去了解并接受我母亲的故事，承受所有的痛苦。这一切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努力面对。同时，我也做了几件必须做的事。”

“比方说呢？”我一边问，一边喂女儿小口吃下黏糊糊的松饼。

“我了解自己无法继续单独承受一切，觉得孤独又沮丧。我的妻子没办法理解我的心情，但是我又没办法开口解释，两人之间根本没有沟通。去年，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六十周年的前夕，我带两个女儿去了奥斯维辛。我必须让她们知道自己曾祖父母的遭遇。这并不容易，但我只能这么做，让她们亲眼看到。那趟旅程充满泪水，令人感动，最后，我终于感受到平静。我想，女儿也都能够理解。”

他的脸色沉重哀伤。我没有打断他的话。我擦擦宝宝的脸，再拿些水给她喝。

“一月，我回到巴黎，这是最后一件事。不晓得你知不知道，玛黑区成立了新的大屠杀纪念馆。”我点头，我不但听说过，还打算下次到巴黎时去造访。“席哈克总统一月底揭幕，纪念馆入口处有一面纪念墙。巨大的灰石墙面上镌刻了七万六千个人名，代表每一个从法国被遣送出去的犹太人。”

他的手指触碰咖啡杯缘，我没办法抬起眼睛看他的脸。

“我外祖父母的名字——弗拉帝斯洛和瑞娃卡·史塔辛斯基就在墙上。当时，我感受到早前在奥斯维辛时的平静与痛苦。我心怀感激，因为他们并没有被遗忘，法国人记得他们，以这种方式作为纪念。茱莉娅，有些人就在纪念墙前哭泣，老老少少，也有和我年纪相近的人，落泪抚摩墙面。”

他停顿了一下，张口吸气。我的眼睛仍然盯着杯子和他的手指头。宝宝捏着长颈鹿，但是我听不到她尖锐的声响。

“当然了，我听不懂席哈克的演说，后来才在网络上读到译文。演说很精彩，要求大众谨记法国在冬季竞赛馆以及后续事件中应当担负的责任。席哈克说出我母亲信件上最后的希伯来文——Zakhor，AlTichkah，切记，勿忘。”

他弯下腰，从脚边的背包里拿出一只黄色的信封，然后递给我。

“这是她的照片，我想让你看看。我突然觉得我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我知道她的长相，认得她的笑容，对她的内心世界却完全陌生。”

我抹净手指头上的枫糖浆，接下照片。莎拉的结婚照，她高瘦苗条，带着浅浅的笑容，眼神难解。莎拉怀中抱着婴儿威廉，接着是牵着学走路的小威廉。莎拉三十岁了，穿着祖母绿色的小礼服。最后一张照片是过世前不久的莎拉，在这张彩色大头照上，她的发丝渐灰，和儿子一样华发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