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6/15页）

我什么也不明白。

“难道您，我们这么热烈地爱着的您，您？……”

“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是或不是——您参与了彼得堡的纵火事件39吗？”

“我？”

“是的，是的，您，大家在骂您……至少都在说，您了解这个恶毒的阴谋。”

“真是胡言乱语，您居然认为这是真的吗？”

“大家都这么说！”

“这大家是谁？是那个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帕夫洛夫40吗？”（我一时还不能想得很多！）

“不，是那些接近您的人，热烈地爱着您的人——为了他们，您必须证明您与这事无关，他们为您痛苦，他们等待着……”

“您自己相信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找您，我等待着您的说明……”

“首先请您冷静一些，坐下来听我说。如果我秘密参与了纵火案，为什么您以为，只要您向我一问，我就会把真相告诉您？您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相信我……最好请您谈谈，我写的一切中有什么地方，有哪一句话，可以证实这种荒谬的指责？要知道我们不是疯子，以致会怂恿俄国人民在旧货市场上放火！”

“那为什么您不讲话，不公开声明您无罪？”她提出，眼睛里露出了思考和怀疑的神情，“您可以在报纸上申斥这些坏蛋，说您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吃惊，您不同意这种做法，或者……”

“或者什么？唉，够了，”我对她说，笑了笑，“不必扮演夏洛特·科尔台41的角色啦，您没有匕首，我也不是在浴缸里。相信这种谰言，您应该感到害羞，我那些朋友更应该加倍害羞，至于我们，我们甚至羞于为这种事辩护，更不想给那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落井下石，加重他们的罪名，这些人目前正处在秘密警察手中，但他们很可能与所谓纵火案毫无瓜葛，就像我们和你们一样。”

“那么您坚决不想为自己辩白？”

“不。”

“那叫我怎么给那边写信？”

“就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他们。”

她从口袋里掏出最近一期《警钟》，念道：“在我们身旁发生的灾难的火海意味着什么？这是疯狂的破坏之火，还是用火来洗净一切的惩罚？是什么驱使人们采取这样的手段，这又是些什么人？对于一个不在那儿的人，当他把眼睛转向那块包含着他全部的爱，全部的生命的土地，只能看到无声的火光的时候，他内心的沉重是可以想见的。”

“这是一些可怕的、晦涩的句子，它们不能说明您有罪，也不能说明您无罪。请您相信我，您应该出来澄清事实，否则，请您记住我的话：您的朋友们和您的支持者便会离开您。”

……正如“俄国上校”是我们的成功的鼓手长，这位和平的夏洛特·科尔台成了我们与舆论决裂的宣告者，而且是双边的决裂。一边，反动分子抬起了头，称我们为恶魔和纵火犯，另一边，一部分年轻人抛弃了我们，仿佛我们已掉了队。我们蔑视前者，对后者感到遗憾和伤心，我们知道，无情的生活浪潮会卷走游得太远的人，只有一部分能回到岸边。

谣言越传越多，不久就登上了报纸，扩散到了全俄国。于是我们的刊物成了众矢之的，开始受到围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单纯、正直的人，那些根本不是革命家的人，怎样给报纸的造谣诬蔑弄得大惊失色，因为这对他们说来是完全陌生的。暴露文学一下子掉转枪口，变成了警察秘密侦查和暗探通风报信的文学。

社会本身也发生了转变。农民的解放使一部分人的头脑清醒了；可是另一部分人干脆对政治鼓动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们向往过去的平静生活，对必须花这么多力气取得的酒菜丧失了食欲。

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毅力有限，我们的忍耐却是无限的！

自由主义的七年耗尽了激进情绪的全部潜力。从1825年起蕴藏和蓄积在头脑中的一切，在兴奋和欢乐中，在对未来的幸福的展望中消磨完了。半途而废的农民解放，对神经衰弱的人说来，却好像俄国已走得太远，也太快了。

那个时候，激进派正在兴起，理论上也如火如荼，越来越显露头角，使本来就惶恐不安的社会更加提心吊胆。它的突出之处就在于趋向极端，以致自由派和持温和发展观念的人，又是画十字，又是吐唾沫，塞住耳朵纷纷逃避，躲进了破旧肮脏、但业已习惯的警察的保护伞下。大学生轻举妄动，地主却不习惯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两军对峙，势必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社会舆论刚有些生机，便暴露了它粗野的保守色彩，在宣称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却怂恿政府竭尽全力实行恐怖手段和迫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