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九章（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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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把阐述自己的体系的一篇文章称作《将这个疯人院改造成合理世界的一个尝试》。29

欧文传记的作者30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这好比一个关在病房里的疯子说道：“整个世界认为我得了精神病，可是我认为这整个世界才是得了精神病，我的不幸在于：多数是在整个世界一边。”

这补充了欧文的标题，使一切变得清楚了。我们相信，这位传记作者没有想到，他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多么切中要害。他只是想暗示，欧文是疯子。我们不想对此进行争辩……但他根据什么认为整个世界是清醒的——这一点我们不明白。

欧文如果是疯子，那么完全不是因为世界认为他是疯子，而他以牙还牙，同样回报它，只是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生活在疯人院中，周围都是病人，他却六十年来一直当他们是健康的人，与他们进行对话。

病人的数量在这里毫无意义，思想的正确不在于它获得了多数票，而在于它本身合乎逻辑，符合规律。如果整个英国相信，某种媒介物可以召唤亡灵，只是法拉第31一人说这是胡诌，那么真理和智慧还是在他一边，不是在全体英国人一边。再说，如果法拉第不这么讲，这件事的真理尽管不能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存在，但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错误依然还是错误。

病人抱怨的多数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它聪明或愚昧，正确或不正确，是谎言还是真理，而是因为它强大，因为它掌握了疯人院的钥匙。

力量并不以认识的清醒作为必要条件，相反，越是缺乏理性，越难以制服，越是丧失了清醒的意识，越是可怕。对神经错乱的个人，可以逃避，对一群疯狂的狼就较难抵御，而在没有理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只能束手待毙。

欧文的行为在1817年引起了英国的恐慌，然而在1617年也许还不致使瓦尼尼32和乔丹诺·布鲁诺33的祖国惊慌失措，在1717年也不致被德国和法国当作耻辱，但是英国却过了半个世纪还对他怀恨在心。也许在西班牙的什么地方，耶稣会教士会怂恿无知的群众起来攻击他，宗教裁判所的警察会把他关进监狱，放在火堆上烧死，但人道的社会仍会站在他一边……

难道歌德和费希特，康德和席勒，最后，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洪堡和一百年前的莱辛，曾掩盖自己的思想方式，或者不顾廉耻，每周六天在科学院或书本上宣讲自己的哲学，可是到了第七天却变成伪君子，在教堂里听讲道，用自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去愚弄群众？

在法国也一样，不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还是百科全书派，不论比沙34和卡巴尼斯35的学派，还是拉普拉斯36和孔德，都没有伪装成越山主义者37，没有虔诚地俯伏在“宝贵的偏见”面前，然而这丝毫也没有降低或减少他们的意义。

政治上受奴役的大陆，精神上却比英国自由；在那里，流行的思想和怀疑广泛得多；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当一个人砸断枷锁的时候，38

社会对这个自由的人不会大惊小怪，怒目而视。

大陆的人在政府面前无能为力，只得忍受镣铐，然而并不喜欢它们。英国人的自由主要得力于设施，不在于他本人和他的良心。他的自由来自习惯法，来自人身保护法，并非来自个性和思想方式。在社会偏见面前，骄傲的不列颠人低下了头，毫无怨言，恭恭敬敬。不言而喻，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谎言和虚伪；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坦率是罪恶，也不会把思想家勇敢地宣讲的信念与荡妇以堕落为光荣的无耻炫耀混为一谈；只是他们不能把虚伪提到社会高度，提到必要的道德水准上来看。39

当然，大卫·休谟和吉本40都不必用神秘主义来自欺欺人。但是在1817年听到欧文讲话的那个英国，从时间和深度而言，已不是原来那个英国。知识的层次扩大了，教育的特权已不仅属于高雅的贵族和文人。另一方面，它有十五年给囚禁在狭隘拥挤的孤岛上，拿破仑封锁了它的大门。它一方面脱离了思想的洪流，另一方面生活又把大批市民，那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庸俗的人群推到了前面。在新的英国，像拜伦和雪莱那样的人变得格格不入，一个要求风把他随便带到哪里，只要不是他的祖国，41另一个被法官在迷信的家人的帮助下夺去了孩子，因为他不相信上帝。42

这样，欧文之不容于社会，决不是意味着他的学说错了或对了，这只是说明社会丧失理性的程度，即英国精神奴役的深度，尤其是那个经常参加集会，在报上撰写文章的阶层。

智慧在数量上必然处于劣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