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第7/14页）

最后，兴趣消失了……《广告晨报》才忘记了我。

过了四年，意大利战争57开始了；这时红色的马克思忽然看中了最黑最黄的《奥格斯堡报》58，在它上面宣称（匿名），卡尔·福格特是拿破仑亲王的奸细，科苏特、山·泰莱基59、普尔斯基等等都已被拿破仑收买。接着他又写道：“根据最可靠的消息，赫从拿破仑那里领取巨款。他与罗亚耳宫的密切关系早已不是秘密……”60

我没有答复，他便自以为得计，不久伦敦那份营养不良的周刊《海尔曼》又登出了一篇小文章，文章说（尽管我已声明过十来次，我从未写过这类话）我“建议俄国占领维也纳，认为它是斯拉夫世界的首都”。61

我们在一起吃饭，大约十个人，有人谈到了报上报道的乌尔班和他的滂陀尔62在科摩湖一带的暴行。加富尔公布了这些事件。对于乌尔班的行径，那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来历不明的亡命之徒是雇佣兵出身，后来不知混进了哪个兵营，又在哪个军队中青云直上；这是男性的营妓，生来就是在战场上厮杀的大兵，滂陀尔和匪徒。

那是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战役63前夕。当时德国人的爱国思想已到了恶性膨胀时期；对意大利的古典主义式的好感，对奥地利的爱国主义的仇恨，在骄傲的日耳曼民族自大狂面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自大狂只指望不惜一切长期侵占别国的“四要塞防御区”64。巴伐利亚人已整装待发，尽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命令，听到任何号召，接到任何指示……可是他们挥舞着解放战争65时期生锈的军刀，用啤酒灌醉了克罗地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给他们撒鲜花，让他们为了奥地利，也为了让自己永远遭受奴役去攻打意大利人。自由派流亡者布赫尔66，还有一个应该是红胡子67的旁系子孙、名叫罗德贝尔图斯68的人，都发出了叫嚣，指责一切外国人（也就是意大利人）企图占领威尼斯……

在这种不和谐的气氛中，在肉汤和煎鱼之间，乌尔班的暴行问题引起了争论。

“嗯，如果这不是真的呢？”米勒-斯特鲁宾69提出，脸色有些发白，这人从身体来说是出生在梅克伦堡70，但从精神来说是出生在柏林的。

“然而加富尔的照会……”

“这什么也不能证明。”

“如果这样，”我指出道，“那么也可以怀疑在马真塔是奥地利人击溃了法军，因为我们中间谁也没有在那儿。”

“这是另一回事……那儿有千万个证人，其中也有意大利农民。”

“您又何苦要为奥地利将军辩护呢……难道在1848年，我们还没有吃够这些人和普鲁士将军、普鲁士军官的苦头吗？这些该死的容克军官自高自大，骄横跋扈……”

“先生们，”米勒说道，“普鲁士军官是不允许侮辱的，不能把他们与奥地利人同等看待。”

“我们不知道这种微妙的区别；他们同样讨厌，同样可恶，我觉得，所有这些人，还有我们的近卫军，都是一丘之貉……”

“谁侮辱普鲁士军官，便是侮辱普鲁士民族，他们与它是不可分割的。”米勒说，脸色气得煞白，用生平第一次发抖的手放下了斟得满满的酒杯。

“我们的朋友米勒是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我说，仍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他在祖国的祭台上不仅要献出生命，献出烧伤的手，还献出了自己健全的思想。”

“他的脚不会再踏进侮辱德意志民族的地方。”说完这话，我们的哲学博士便站了起来，把餐巾丢在桌上作为决裂的物质表现，铁板着脸走了……从这时起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早在1847年我与他就不分彼此，常常一起在柏林宪兵广场的斯坦利酒家喝酒。在我看到过的一切游手好闲的德国人中，他是最好、最幸运的一个。他没有到过俄国，但一生都在跟俄国人打交道，他的生平也许对我们不是毫无趣味的。

米勒与一切不用双手劳动的德国人一样，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学习古代语言，在这方面他知识丰富，懂得很多，因此他的教育是清一色古典式的；他从来没有时间翻一下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虽然他尊重自然科学，知道洪堡一辈子研究的都是这些东西。米勒像一切语文学者一样，如果不知道中世纪或古代的某一本无关紧要的书，便会羞得无地自容，然而可以毫无愧色地承认，例如，他对物理、化学等等一无所知。米勒作为音乐的热烈爱好者，却不懂得钢琴的指法，不会唱歌，作为柏拉图美学的研究者，却从来不会拿起铅笔描图，也从不留心柏林的绘画和雕塑；他的事业是从在《斯佩尔日报》上写深奥的文章，谈论天才的、但始终不出名的演员开始的，他也是个热心的戏剧爱好者。然而戏剧并未妨碍他爱好其他一切娱乐，从动物园里衰老的狮子，用爪子洗脸的白熊，变戏法，到全景图，敞景图，马戏团，双头人，蜡像，驯狗表演等等，他都喜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