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三章(第5/11页)

她的父亲在五十岁上,毫无必要地娶了一个从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49长大的老小姐。据我看,她是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学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典型。在学校中,她属于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后来在修道院担任训导员。她生得瘦小,头发是淡黄的,眼睛高度近视,外表上就带有一些书卷气和道学气。她决不愚蠢,但言谈间冷若冰霜,用的是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陈词滥调。她熟谙史地,讲法语准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内心隐藏的自尊心表现为矫揉造作,伪装谦逊。除了这些“围黄披肩的女学究”50的一般特征外,她还有一种纯粹涅夫斯基51或斯莫尔尼的气质。每逢谈到她们“共同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太后52的访问,她总要噙着眼泪,抬头仰望天空。她热爱着亚历山大皇帝;我记得,她戴的颈饰或戒指上,刻着摘自伊丽莎白女皇53信中的一句话:“他的嘴唇上又出现了和悦的笑容!”54

可以想象这和谐的三重奏:一个是好赌成癖的父亲,沉醉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的浪荡子,一个是在完全无人管束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儿,从小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一个是从半老的女教师一变而为年轻夫人的女学究。理所当然,她不爱前妻所生的女儿,前妻所生的女儿也不爱她。一般说来,在三十五岁的妇人和十七岁的姑娘之间,只有当前者决心自我牺牲,放弃婚姻生活的时候,她们之间才可能有真挚的友谊。

前妻所生的女儿和继母之间,通常存在着敌对情绪,我对此丝毫不以为奇,它倒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一位新人突然取代了母亲的地位,这必然引起子女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第二次婚礼不是婚礼,而是葬仪。这种感情鲜明地表现了孩子的爱心,它向孤儿们小声叮咛:“你父亲的妻子根本不是你的母亲。”基督教本来了解,根据它所倡导的婚姻观念,根据它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观念,第二次婚姻总之是荒谬的。但教会不得不向世俗让步,想方设法应付生活的不可抗拒的逻辑,骗取单纯的童心。然而,把父亲的女伴认作自己的母亲,这件荒谬的事虽然得到教会认可,孩子们实际上是抱敌对态度的。

从妇人方面说,婚礼刚过,她便遇到了现成的家庭和子女,这处境也确实尴尬。她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强装出她不可能有的感情,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她爱前妻的孩子像爱自己的一样。

因此,我对女修道士和表姐之间的不和睦,根本不想归罪于前者,也不想归罪于后者。但是我明白,一个不习惯受人管束的年轻姑娘,多么想冲出家庭的樊笼,奔向自由,不管去哪里都成。父亲开始老了,日复一日地屈服于学究夫人之前;哥哥枪骑兵的胡作非为也愈来愈甚;一句话,家庭生活是沉重的。最后,她征得继母同意,让她到我家来住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

表姐到来的第二天,我除上课外,整个生活秩序都给打乱了。她自作主张,规定了我们一起看书的时间。她反对读小说,向我推荐塞居尔55的世界史和《阿纳卡西斯游记》56。她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攻击我用纸卷着烟草(当时还没有卷烟)偷偷吸烟的强烈嗜好。她老喜欢向我说教,我呢,哪怕不打算实行,也规规矩矩洗耳恭听。幸亏她缺少坚持到底的精神,常常忘记自己的规定,跟我一起读楚克57的小说,而不是读考古学家的旅行记,还背着大人打发小厮去买零食——冬天是荞麦饼和素油豌豆羹,夏天是水葡萄和醋栗。

我想,表姐对我的影响是很好的;她给我少年时期的隐士生活带来了温暖,使刚刚萌芽的感情获得了阳光,甚至保护,否则,它们很可能经不住我父亲的冷嘲热讽而全部夭折。我学会了仔细思考,为一句话伤心,关心和爱护朋友;也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支持我的政治理想,预言我将有不平凡的前途和荣誉,我怀着孩子的虚荣心相信了她的话,认为我是未来的“布鲁图或法布里齐乌斯”58。

她爱上了亚历山大骠骑兵团一个穿黑披肩和黑上装的军官,这个秘密她只向我一人透露过。这确实是一个秘密,因为连骠骑兵军官本人也从未想到,在他指挥连队的时候,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为了他,在心头迸发了爱情的纯洁火花。我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的命运(应该是有一些),我自豪的是,她选择我作她的知心人。我把这事想象成(按照维特59的方式)一出情场悲剧,它将随着自杀、服毒和匕首而产生一个伟大的结局。我甚至想去找他,向他公开这一切。

表姐从柯尔切瓦带来一些羽毛球,一个球上插了一只别针。她从来不玩别的羽毛球,每逢它落在我或别人手中,她总要把它收回,说她已经用惯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