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个人的性格中影响他人幸福的那一面（第6/10页）

我们在其中出生，在其中受教养，并且一直在其保护下生活的国家或主权国，一般来说，是我们的行善或为恶，对于其幸福或悲惨能够有什么显著影响的社会团体中最伟大的那一个。因此，它是极力被自然女神推荐给我们关心的社会团体，或者说，它是我们天生最在意的社会团体。不仅我们自己，而且所有让我们感到最亲切的对象，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恩人，所有我们最喜爱与最尊敬的那些人，通常都包含在这个团体中，并且他们的幸福与安全也多少有赖于这个团体的幸福与安全。所以，它自然为我们所钟爱，不仅基于我们所有自私的情感，也基于我们所有私人的情谊。鉴于我们自己和它的连接，它的幸福与光荣似乎为我们自己带来某种光彩。当我们拿它和其他同类团体相比时，我们会以它的优越为荣，如果它在任何方面不如它们，我们多少会感到屈辱。所有它在昔日产生过的著名人物(这里所以仅限于昔日产生的，是因为，对于我们自己当代的那些著名人物，忌妒的心理有时候也许会使我们有一点点讨厌他们)，包括它的勇士、它的政治家、它的诗人、它的哲学家，以及各种作家与文人，我们倾向以最偏心赞美的眼光看待他们，并且(有时候非常不公正地)把他们排在其他一切国家所产生的那些人物之上。一个爱国者，若为了国家的安全，或甚至只为了国家的虚荣而牺牲他的性命，他的行为会被认为极端正确合宜。他好像以公正的旁观者自然且必然会采取的那种眼光在看待他自己，把自己视为不过是广大群众中的一分子，在那公正的判官的眼中不见得比其他任何分子更为重要，反而有义务随时为了比较多分子的安全、便利，或甚至虚名而牺牲与奉献他自己。但是，虽然这牺牲看起来是这么完全的正当与合宜，我们却知道，要做出这牺牲是多么的困难，以及能够做出这牺牲的人是多么的少。所以，他的行为，不仅激起我们全心全意的赞许，也激起我们至高的惊奇与钦佩，并且似乎值得最了不起的美德应得的一切赞美。相反，一个叛国者，一个在某一特殊的处境中自以为能够借由出卖他祖国的利益给祖国的敌人，以增进他自己渺小的个人利益的人，一个完全不顾他心里面的那个人的判断，而在这方面这么可耻且这么卑鄙地牺牲所有和他有所关联的众人的利益，独厚他自己个人的人，则被认为是所有恶棍中最可憎的恶棍。

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爱，常常使我们倾向怀着最为恶意的嫉妒与猜忌的心理，看待任何邻国的兴隆与壮大。各自独立但相互毗邻的国家，由于没有共同的上级机关来裁决它们的争议，全都时时刻刻处在彼此恐惧与彼此怀疑的环境中。每一个君主，由于不指望从他的邻国得到多少公正的对待，也倾向以同样少的公正回报他的邻国。对于国际法的顾虑，或者说，对于某些独立国家宣称或自以为它们自己有义务，在它们彼此的交往中遵守的那些规则的尊重，往往和纯粹的装腔作势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天天看到那些规则，只因人类为了争夺一丁点儿利益，或受到一丁点儿挑衅便被规避，或者被直接违背，而人类却完全不觉得羞耻或难为情。每一个国家仿佛都可以在任何它的一个邻国逐渐增强壮大的力量中，预见它自己将被征服的命运；卑鄙的国家歧视原则，往往建立在高贵的爱国情操之上。大加图(the elder Cato)[20]每次在罗马元老院演讲，不管主题是什么，据说终了时总会来上一句,“我还是认为迦太基[21]应该被毁灭”；一颗强壮但粗糙的心，在被激怒到几乎发狂时，自然会以这样诅咒那个使他自己的国家如此深受伤害的外国，来表达他那野蛮的爱国情操。西庇阿·纳西加(Scipio Nasica)[22]用来结束他的每一次演讲的句子，听说是比较仁慈的“我还是认为迦太基不应该被毁灭”。这是一个心胸比较开阔文明的人，一个甚至对宿敌的繁荣兴盛在这宿敌已经被削弱至对罗马不再有什么威胁时不觉得反感的人才会有的慷慨言词。法国与英国也许各自都有一些理由害怕对方的海军和陆军的力量增强，但是，就它们任何一国来说，嫉妒对方国内的幸福与兴旺，嫉妒对方的土地栽培优良、各种制造业进步、商业发达、港口与码头繁多且安全、人民在所有文科艺术与学问方面样样精通，无疑有损它们两个这样伟大的国家自身的尊严。这些方面的进步改良，全都真正改善了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世界。人类因之而受益，人性也因之而更显高贵。在这些进步改良上，每一个国家，不仅应该各自努力企图超越群伦，而且基于对全人类的爱，也应该促进而非阻挠它的邻国力争上游。这些进步改良全都是各个国家彼此竞相仿效，而不是各个国家彼此歧视或妒忌的适当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