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7页）

那天的文章当然是写我九十岁的事情。我从没想过年龄真的很像屋顶上的裂痕，其数量的多少意味着剩下的时日的多少。小时候我就听大人讲，人死的时候那些跳蚤会从人的毛发中惊恐地逃到枕头上，用以羞辱死者家人。这件事情提醒着我，要去学校之前，我得把头发剪短，对于仅剩的稀疏毛发我则使用 去除狗身上跳蚤的肥皂洗了干净。我现在想说的是，从我还是小孩子起直到现在，我想要的体面比我想到的死要多。

几个月前我就预感到我九十岁生日的文章不会是感慨那已经流逝的时间，而正好相反：颂扬年老。我开始问自己我什么时候开始感到自己老了，我相信那是在那天之前才感到自己老了。四十二岁时，我去一个医生那边寻求造成自己的呼吸不顺畅的背痛问题的良药，他对我说：“不打紧，这是年老的自然现象。”

我回答道：“对我这岁数的人来说这有点反常啊！”

这个医生同情地笑着对我说道：“我看您是一位哲学家。”这是我在这个岁数时第一次想到了衰老，不过之后不久我就忘了这事。以后这些年中，我经常习惯性的痛醒，疼痛的地点和方式都不同。有时候想到这是死亡的前兆，然后第二天自己就被火化了。这时候我又听人说，一个人变老的征兆就是他会突然觉得自己长得像他老父亲。所以我想我会永远年轻，因为我长得一副马脸，和我父亲那加勒比人（caribe）的粗犷格格不入，也不像我母亲罗马人（romano）

那般雍容华贵。真正的情况是这个跳变实在缓慢，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感到它已经发生了。自己从内部看没变，但是外人一看外表就知道变化了太多。

在我五十多岁时我开始感觉到年老失忆的情况。一次，我竟然上下楼都翻了个遍 来寻找戴在自己身上的眼镜，或者是我在淋浴时忘了摘掉眼镜，还有当我要看书时把老花镜戴在了近视眼镜上；有时候已经吃过早餐却忘了，又吃了第二次；因为我经常把前面一星期讲过的故事再讲一次给我的朋友们听，所以我学会了辨认出他们敢怒不敢言的警告。所以我试着做了熟人的一张头像和姓名一一对应的备忘录以备打招呼时能对的上号，但是总是记不起来谁是谁。

因为我的性能力不取决于我也不取决那些女人，她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为啥她们需要这事，所以我一点不担心我的性年龄。现在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因为被这些忘却的打击而去咨询医生，他们不知道在九十岁时这个打击还要严重，但是这些都不重：这是活着的风险。反过来说这是年老的顺利，年老者对于无关紧要的事情都忘记了，但是却牢牢记着至关重要的东西，就像罗马作家西塞罗(Cicerón)所说的：没有一个老人会忘记他所藏宝贝的地点。（译注：西塞罗，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在那些思考和其他一些思索中，我完成了这篇文章的草稿。那时阳光射在公园中的杏树之间，内河上的邮轮因干枯停滞了一个礼拜，现在轰鸣着进入了运河。我想：我九十岁的生日已经到来。我从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假装过，但是在那毁灭性的召唤下我决定打电话给罗萨-卡瓦尔加斯，让她帮我安排度过一个放荡的夜晚，送上自己的生日大礼。在这之前我的身体已经皈依圣平，我把时间不间断地用在重读我的经典书籍上和花在我个人宗教音乐上，但是那天我的性欲是那么强烈，就像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一样。打过那个电话之后，我不能继续沉下心来继续创作了。我就躺在那个早上射不到阳光的图书馆角上的吊床中休息会，用来放松那被等待的焦虑压迫了许久的背脊。

我是家里的宠儿，但是我母亲五十几岁就死于痨病，我父亲是一个形式主

义者，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在上世纪千日战争（la guerra de los Mil Días）结束时签订内埃尔兰迪亚条约（tratado de Neerlandia）的当天早上病逝在他那张床上。和平改变了这个城市，这既不是可预见也不是人们所想的。自由成群的女人在安查街（la calle Ancha）边的老酒馆里喝得神志不清，而后人们又把这个地方称为卡梅永-阿维约（camellón Abello），现在则是卡隆步行街（el paseo Colón）。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交口称赞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民风纯朴，阳光纯正。

（译注：千日战争，1899～1902年,哥伦比亚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进行的历时千余天的内战。 19世纪80年代中期，保守党控制政权后，监禁和放逐自由党领导人。1899年10月,R.U.乌里韦领导自由党人发动起义。战争异常艰苦、激烈。1900年5月帕洛内格罗一战，双方伤亡达3～5万人。此后，自由党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战争陷入僵局。适逢疾病流行，双方损失严重。保守党无法以军事手段平息起义，遂于1902年6月宣布实行大赦和改革，承认自由党在沿海和北部的势力。11月，乌里韦等自由党主要领导人宣布投降，战争结束。此次战争是哥伦比亚独立后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内战,死亡近10万人,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国力受到严重削弱。次年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成为独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