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最后一代（第3/27页）

很多人预言聚居地最终会失败。过去，早在那些社会动力学的知识诞生之前，就存在过不少热衷某种宗教或者哲学目标的社团。它们的死亡率的确很高，但有些存活下来了。新雅典的基础依托现代科学，保证其安全无虞。

选择一个岛屿建立聚居区有很多原因，心理层面的考虑也很重要。在全球航空运输时代，海洋已不再是一种自然障碍，但仍然能造成一种疏离感。再者，有限的土地面积也让聚居地不可能住下太多人。人口最高限定在十万，超过这个数量，一个小型而联系紧密的社会所固有的优势就会丧失。设立者的目的之一就是任何一个新雅典的成员都应该认识所有与之趣味相同的人，然后再认识余下人中的百分之一二。

新雅典计划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一位犹太人。就像摩西一样，他没有来得及活着进入他的希望之乡，聚居地是在他去世三年后才建成的。

他在以色列出生，这是最后成立的独立国家，因而也是最短命的一个。那里感受到的国家主权终结的苦痛滋味，大概比任何地方更深，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奋斗才达成的梦想就这样失去了，的确令人难以接受。

本・所罗门不是极端狂热的人，但童年的记忆一定在不小的程度上决定了他日后付诸实现的人生观。他记得超主们到来地球之前世界的模样，他不想回到那个过去。像其他不少学识渊博、心地善良的人一样，他能够正面肯定卡列伦对人类所做的一切，但也对监理人的最终计划有些不满。他偶尔对自己说，尽管他们拥有超凡的智能，但是否有可能超主并没有真正理解人类，进而出于好意而犯下大错呢？有没有可能，出于对公正和秩序的无私热情，他们决意改变世界，却没有发现自己在摧毁人类的灵魂？

衰退尚未开始，虽然不难发现这衰退的最初征兆。所罗门并不是艺术家，但他具有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他知道，自己这个时代的艺术成就，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无法与前几个世纪相提并论，也许与超主文明碰撞造成的震荡消退后，一切又会回到正轨。但也有可能不会，而谨慎处事的人应该考虑实施保全策略。

新雅典就是这个策略。建成它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数十亿的资金——对于整个世界的财富来说，这点钱微乎其微。头十五年什么事儿也没有，一切都发生在最后的五年。若不是所罗门当初说动了一帮世界艺术名家，承认他的计划完美无瑕，那么整个工作就不可能完成。他们认同它，只是因为它迎合了他们内在的自我，而不是因为它对全人类有多重要。不过，一旦说服他们，整个世界也就唯命是从，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了。在艺术天才营造的壮观背景上，建筑家们铺开了他们的聚居区建设计划。

人类社会中的个体行为是无法预知的。但如果基本单位聚集到一起，一些规律就显现出来了。很久以前人寿保险公司就发现了这一点。谁也说不清某个特定时间内哪个人会死去，但这段时间的人口死亡总数却能够相当准确地加以预计。

还有其他更为微妙的规律，由二十世纪初维纳和拉沙维斯基等数学家首先发现，他们指出，经济萧条、军备竞赛的后果，社会团体的稳定性和政治选举等问题，都能用正确的数学手段加以分析。最大的困难在于变量太大，很多无法用数值项来表示。谁也不能画上几条曲线就下断言说，“这条线走到这儿就意味着战争”。谁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要人物被暗杀、某项科学新发现的结果等等全然不可预知的事件，更别说地震和大洪水这种对众生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自然灾害了。

不过，借助一百年来耐心积累起来的知识，人类可以做很多事。要是没有大型计算机的帮助，这项事业就不可能实现。它在几秒钟内就能完成上千人的计算工作。聚居区计划最大限度地运用了这种先进技术。

即使如此，新雅典的奠基者也只能为他们珍爱的植物提供生长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但要使之开花结果，也许还办不到。就像所罗门自己说过的：“我们相信才华，但我们更祈求天赋。”有理由希望在这样集中的环境中会发生一些有趣的反应。很少有艺术家能够在疏离之中茁壮发展，相同趣味的思想碰撞才会激发出艺术的繁荣。

这种碰撞已经在雕塑、音乐、文学批评和电影制作行业产生积极的成果。但要判断后世的历史学者们是否能如奠基者们所期待的那样，重拾对人类往昔成就的自豪感，现在判断还为时尚早。绘画仍处于衰退中，这助长了那种认为静止的二维艺术形式毫无未来的观点。

非常明显的是——尽管对此还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解释——在聚居地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中，“时间”起着重要作用。就连雕像也很少静止不变。安德鲁・卡尔森曲里拐弯的神奇作品会按照思维可以察觉的复杂图案慢慢变化，尽管观赏者不能完全理解。卡尔森宣称，他将上一世纪的抽象可动雕塑臻于极致，使雕塑和芭蕾结合为一体。这话多少也合乎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