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冲突的热点与中心”（第2/3页）

为什么巴林的部队能坚守阵地这么长时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深入研究人们如何才能勇敢作战这个巨大的奥秘，这是许多学者之前已经研究过的课题。8对于我这样一个久坐书斋的历史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令人难以捉摸。人们很容易将守军的这股韧劲归因于某种初级群体的凝聚力，这是一种基于长期共同活动（通常具有相似地缘）而形成的密切关系。9按照这种说法，在巴林军中，士兵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汉诺威，他们都是同乡，关系密切，大家并肩作战，共同经历了许多战斗。

但是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所有军团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汉诺威人，而是外地人；第二，虽然第2轻步兵营的人的确都参与了战斗，但在拉海圣庄园围困结束的时候，他们的人数是少于其他盟军部队的。根据记录，庄园建筑内还有另外5个军事单位的人：英王德意志军团第1轻步兵营、第5线列营的轻步兵连队、该营其他连队一些掉队的散兵、躲过了法国骑兵首次冲锋的部分吕讷堡人，当然还有拿骚人。第8线列营的一些散兵游勇可能也在败给法国胸甲骑兵后来到了拉海圣。此外，原第2轻步兵营的守卫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比德曼中尉在内，在战斗开始之后被法国骑兵冲散，没能重新回到拉海圣庄园，而是一整天都在对面山坡上与某个盟军方阵待在一起。简而言之，整个下午，一直在拉海圣并肩作战的那些人里，有许多可能之前素昧平生，有些人甚至不属于同一支部队。像古往今来的无数士兵一样，一名指挥官倒下了，在幸存的官兵中军衔最高的就站出来接替指挥，他们就这样继续战斗。10

他们也不是由于对上司心怀畏惧，而被铁的纪律约束在一起的。众所周知，逃兵会被判处死刑，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在战场上，作战方队或线列中的士兵们，若是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会被军士推回去，被军官用剑背殴打。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军官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一旦打乱了阵型，可能就会给所有人带来死亡的厄运。然而，在拉海圣庄园并没有用到这些方法。这个军团也使用鞭刑，但是以体罚较轻而闻名的。此外，驻军大部分都是各种轻步兵，因此他们惯于单兵作战，并不总是待在长官的眼皮子底下。长官和军士们在线列步兵的战场上使用的那种体罚恐吓根本是不可行的。他们也不是因为害怕走出相对安全的室内就会被敌人击杀。诚然，要想逃跑，无论是穿过田野向西逃，还是沿着大路向东逃，都在敌人不间断的火力攻击范围之内，再者路上随时可能遭遇对方骑兵或其他小股部队，这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大多数时候，出入庄园的道路并没有被完全切断，庄园经由菜园与主要阵地相连，信使就是走这条路离开的，增援部队也是走这条路到达的。驻军中要是有人想从这里逃走，困难肯定不少，但绝不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

思想因素在提升战斗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看到许多军团士兵是由一种强烈的日耳曼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他们决心要结束拿破仑的暴政。11这无疑有助于支撑着他们度过那个漫长的下午。与16、17世纪欧洲的军事冲突相比，宗教动机在军团士兵中似乎并没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或其各种变体，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或爱尔兰，对于人民奋起反抗法国或英国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宗教对拿破仑在英国和普鲁士的反对者来说，也并非无关紧要。12汉诺威人大多数是路德派教徒，不限制圣公会的礼拜，这也是事实。他们沉迷于所有传统的虔诚形式，这从他们去贝克斯希尔的教堂做礼拜就能看得出来。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们在滑铁卢作战时受到了任何宗教信仰的驱动。

得到同伴的认可肯定更为重要。荣誉不仅对于军官们来说是重中之重，对于普通士兵来说也是一样的。13所有人都赞同的说法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自己胆小退缩，这促使战士们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守军对其领袖的高度信任也给了他们力量。威灵顿公爵在许多方面无疑是冷酷精明的，但事实上他不仅得到了英国军队的忠诚，也成功地收服了他所指挥的外国军队，得到了他们的忠诚。毫无疑问，英王德意志军团的军官们热烈地回应了威灵顿对他们的高度重视。而普通士兵们则信任他们的长官，面对敌人压倒性的优势，他们一再表示愿意继续战斗。然而，这种服从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官兵之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那就是士兵绝不会被要求白白送死。总是有这样的时刻，似乎此时撤退或投降已不可避免，没什么可丢人的。14当庄园即将被攻破的时候，士兵们再次向巴林保证自己愿意继续战斗，只要能给他们再配备一些弹药。这就隐隐说明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