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战略理论（第2/3页）

不！倘若我们想要客观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相反，我们首先要赞赏的是他那高超的智慧，他在凭借有限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这种智慧不单在这次战局中展露无遗，而且在他一生所进行的3次战争中随处可见。

当时，腓特烈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自己对西里西亚的占领。从腓特烈所拥有的国家资源上看，腓特烈仅仅是一个小国领导人，他无法成为亚历山大，而如果效仿查理十二，他将以被打碎脑壳告终。

考察他所进行的全部战争，我们不难看到他具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天赋，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但却富有冲劲，在危急时刻，他总是能将仅有的力量发挥到令人诧异的地步；而为了服从政治上细微的变动，他又能继续保持镇定。无论是荣誉心、虚荣心还是复仇心，都无法让他离开这条道路，而正是这条道路引导着他笑到最后。

当然，这样几句话似乎不足以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们只有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所取得的令人惊异的结局，研究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大家才会深信，正是由于腓特烈大帝的天赋让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仅仅是腓特烈大帝令人敬佩的一个方面，这点在1760年战争和所有其他战争中都有表现，尤其是1760年的战争。因为在其他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很少像这次战争那样，以极小的牺牲获得了与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保持了均势的结果。

我们钦佩腓特烈大帝还在于他克服了实际中的困难。从右翼或者左翼迂回攻击敌人，这样的战术是容易想到的；调集自己为数不多的兵力，以快速的运动而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力量，以便部队在数个战场抗击敌人，这也是容易想到的。

但是，如果让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统帅将这些再重新试一下，那么，我们相信，许多目睹这一切的批判者，都会说他让部队野营是危险的，甚至是轻率的。这点毋庸置疑，当他下令部队野营时，这种危险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军，甚至常常行走在敌军炮火的射程之内，这些都很危险。腓特烈大帝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从道恩配置兵力的方法中，以及对方的性格和责任感中找到了根据，因此他的决定并非轻率的。

他敢作敢为而不被大家几十年后谈论和描绘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基于他那果断、大胆和意志坚强。处于腓特烈大帝的境况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简单的战略手段能够发挥超乎寻常的作用。

此外，腓特烈大帝还面临着一个困难：他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他的部队曾经两次在有敌军尾随的情况下跟着道恩，沿着崎岖难行的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军队必须高度戒备，而由于行军要巧妙地进行，部队又得承受巨大的劳累。尽管有数千辆辎重车随行，但是它们除了阻碍行军外，还无法提供充足的补给。比如，在西里西亚，部队在累格尼察会战以前，它们曾经在夜间进行长达8天的行军，在敌人的阵地前面，部队遭受巨大的困苦和劳累。

对此，难道我们能够相信，这些举动不会在军队中引起巨大的阻力吗？难道腓特烈大帝这般调遣军队，就像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容易吗？他看到可怜的将士们饥渴交迫、疲惫不堪的表情时，能不觉得痛心吗？难道将士们的怨言和牢骚不会传进他的耳朵吗？一个普通人有足够的勇气提出这个要求吗？倘若不是对统帅的决策有着高度的信任，难道这样的困顿不堪不会引起纪律松弛和士气低落吗？

我们要敬佩腓特烈大帝的地方就在这里，应该为他在行军中的这些奇迹鼓掌。不过，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深刻领会这些。那些通过书本和演习场了解战争的人是无法体会这些的。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真诚地从这里接受那些他们自己无法通过亲身体验而获得的东西。

在结束本章时，我们还要简单地说明一下，在研究战略时，我们将会阐述那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研究的方法是先谈各个部分，再涉及整体，最后以整个军事活动的联系，即战局计划和战争计划作结束。

将军队部署在某个地方，就表明战斗将在某个地方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真会发生战斗。能不能将这种可能性当成一种实际的、现实的东西呢？当然可以。战斗的可能性只要有效果——不管效果如何——都应将其当作实际的战斗。假如派遣一支部队前去截断敌人的退路，而敌人可能未经战斗便缴械投降，这是因为这支部队的存在让敌人作出投降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