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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们拍着手掌大笑，心中的恶气也随着那一口血痰向美军喷射出去。美军上尉气急败坏地说了一通英语，四个美国大兵架着战俘往战犯监狱走去。

当夜，从战俘营中的“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传来消息，对全营记大功一次，追认死难烈士为斗争英雄。我在李元胜的家信上补充写道：

李元胜同志在战俘营中因护卫国旗英勇牺牲，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追认死难烈士为斗争英雄。李元胜同志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排长梁草特此证明。

这是战俘营中的一次较量，但更艰难的考验还在后头。

为了阻止我们回国，混进来的台湾特务居然采取了一个恶毒的计谋：在每一个战俘的身上刺字，让耻辱伴随终身。

自从李元胜死后，张常发就躺在我身边，代替了李元胜的位置。张常发的旁边是刘德怀。刘德怀问张常发，要刺字了，怎么办？张常发不吭声。刘德怀说，我死也不刺字！

轮到刘德怀刺字的前夜，他上厕所时就没回来。天亮时，有人在厕所里发现刘德怀的尸体。他用自己的衣服撕成绳子，吊死在厕所的窗户上。

张常发被拉出去，临走时他看了我一眼，我小声说，常发，活着要紧。回来时，张常发的头上有一条血口，身上刺满了字。他哭诉着，我不愿刺字，他们一棒打在头上，将我打昏过去……我想抱他，他说，别碰我，我是一个不干不净的人……

他们把我拉到一张床上，死死地按住我的身子。白惨惨的灯光照着刺字的长针。一个长相和我差不多的中国人问我，要死要活？我说，宁愿死，也不刺字！他说，想死，没那么简单，老子要你死不得又活不了！

他们让我站在水田里，三天三夜不睡觉。见我不动摇，又三天不给我食物，第四天强迫我喝辣椒水，第五天他们把我的嘴里、肛门里灌上汽油，把我埋进土里，土越堆越高，越埋越深，汽油在膨胀，全身要燃烧，肚子要爆裂，难受得要死，想呕吐又吐不出来。这些该死的畜生，发明了残害人的手段，让人真的生不如死。死了就不受罪了！我大口大口地喘气，眼泪和鼻涕流在一起，我抓起一把土抹在脸上，以免敌人看到我的泪水。刺吧，刺吧，刺了就不这么难受了！我不怕死，但忍受不了这种难受！要是有枪就好了，只要一颗子弹，我就不这么难受了。死了，就解脱了！我干吗活着，活着就是没完没了地打仗！最后这一刻，我又想，我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回家，为了春花，我必须活着回家！我终于垂下了脑袋。

惨白的灯光，带着高压和威逼，像一些又长又尖的刺针悬挂在头顶。我紧闭眼睛，咬紧牙关。颤抖从指尖传向每一根神经。死亡之前的高度亢奋，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起来，肌肉和皮肤发出尖厉的长嚎，汇成抗拒的颤抖，我只能用颤抖表达我的抗议。因为我的嘴里被人塞进一只袜子，双手和双脚分别被两个彪形大汉死死地扣在床沿，像四个套紧的铁箍。我的脑袋也被一双大手压着，那双分外坚硬的手，似乎想挤出我脑袋里那些不服从的脑髓。我知道他们是台湾派来的，他们带来了另一片天空的指令。他们利用我们贪生怕死的弱点，成功地控制了我们。

他们把他们的观念和仇恨植入我的身体，他们强迫我同意他们的观念和仇恨。他们带着深仇大恨，也试图煽动我的深仇大恨，却不知道在我的内心激起了更大的愤怒和仇恨。但我很渺小，我无力推开那些钳制我的手，他们有岗楼、部队、警犬、机枪和坦克。我只能任凭他们把我的身体当做一面墙壁，随意涂抹。他们在我的左臂上刻下几个蓝色的大字，“杀猪拔毛”；在右臂上刻着，“消灭共匪”。在前胸上刻了一个青天白日徽章，徽章下是一排字：“实行三民主义”；他们又在我的后背刻上“精忠报国”几个大字。直到我昏死过去，他们才把我抬回营房。

像老鼠的尖牙扎进皮肤，疼痛的感觉牵引我慢慢往上爬，我从昏暗的地狱又一次重返人间。我摸了摸前胸，手指上有一些黏糊糊的汁液。我睁开一丝眼缝，看到指头上的血迹。我想起昏迷前的事情。我慢慢往营房外爬动，周围有鼾声，也有翻来覆去的声响，还有人在噩梦中大喊：不，不，我要回家！是的，我也要回家，但不能这样回家。带着一身的反动标语回去，我活不好，梁家老小都活不好。人们会把我当成美蒋特务或奸细，我会成为故乡水田里的一根稗子，高高地直立在秧苗中。每一个人都会轻易地拔掉它，没有一点土壤是稗子的容身之地。为了回家，我必须去掉这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