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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争光忙着准备手雷和炸药包，我说，谢老弟，你还小，我替你去吧！谢争光说，梁哥，你知道，我要为王红梅争光，假如有机会，请你转告她。我说，这话你最好亲口对她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何顺诚抱了一下谢争光，说，兄弟，多加小心！谢争光说，假如我没回来，请求组织批准我为中共党员，请向毛主席报告，我已脱离一个地主家庭，成为追求革命的新兵！何顺诚说，放心，我一定把你的话向上级转告。

谢争光一去就没有回来。一些人在雪地里往山下翻滚，接着就看到坦克炸开了花，浑身着火的黑人鬼子哇哇大叫着从坦克里爬出来。据炸坦克的唯一幸存者肖光荣回忆，谢争光是抱着炸药包和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的。当时，他把炸药包放在坦克履带上，很快就掉了下来，情急之下，谢争光只好选择同归于尽，他在最后的时刻试图喊一声什么，肖光荣说，他居然听见这个男孩大声高喊：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毛主席万岁！

只有我听懂了肖光荣的叙述，这位老兵后来在很多次报告中讲述了第X军第N师第9团第6连四位勇士舍身炸坦克的光辉事迹，以及谢争光的名字的由来，他同封建地主家庭的断然决裂，以及勇士最后的喊声。在很多报告和文献中，我没有读到关于王红梅的记载。这位新兵对文工团女演员的暗恋直接催生了一次壮举。

去年冬天，我在央视的“艺术人生”中看到记者采访老艺术家王红梅的节目。王红梅已是满头银发，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说她最难受的便是朝鲜战场上的那段记忆，她满含热泪地唱了那首香草岭的歌，唱得像有一块石板压住胸膛似的艰难又沉重。她说，她至今还保存着一位英雄的军功章。但是，对于这位英雄的连队首长为什么要把军功章寄给她却大惑不解，主持人说，也许是英雄听过她的歌声，是她的粉丝。王红梅说，没错，没错，我当时是文工团的演员。后来，我给央视那位主持人写过信，请求他告诉我王红梅的联系方式、电话或通讯地址，主持人后来给我回信说，那次访谈后三天，王红梅便因肺心病去世了。看信后，我仰天大哭，哭得像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梁玉不停地抚着我的胸口，仿佛怕我一口气接不上来就去了。我觉得内心有愧啊，没有完成谢争光最后的嘱托，王红梅到死也不知道那个秘密啊！

那天黄昏，我叫梁玉给我买了香蜡、纸钱，煮了腊肉香肠和水米饭，对着东方跪拜，我一边烧纸一边说，谢老弟，快过年了，你也尝点肉味，吃几口米饭。烧这些钱就当我向你赔罪。我回来晚了，知道王红梅的消息也晚了，兄弟，我对不起你呀！我又把主持人的信烧了，我说，兄弟，王红梅现在也去了你那个世界，但愿你们能遇见，你亲自告诉她那个秘密吧！

那天我们居然俘虏了一群黑人士兵，那些家伙黑得像大猩猩，只有牙齿白得耀眼，说话时仿佛一道白光在嘴里闪亮。何顺诚端着枪嘿嘿地笑，他说，日他娘的，长这么大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黑的人！梁草，你个老兵油子，自以为见多识广，见过吗？我说，在缅甸见过晒黑的人，那些人连嘴唇也被太阳烤焦了。但这样黑的人，也没见过。何顺诚用枪上的刺刀对着一位肚子上缠着绷带的黑人俘虏，叫他：停下，停下！那俘虏用疑惑的眼光看着高高在上的何顺诚，用手指了一下自己，何顺诚说，说的就是你呢，停下！我说，他不懂你的话。何顺诚便用刺刀在他面前晃着，俘虏被吓坏了，嘴里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何顺诚用刀尖把他的绷带挑开，看了一眼，收回了枪，说，你，走了，走开！俘虏还呆在那里，我跺了一下脚，大吼，滚，快滚！那家伙似乎明白了什么，往前走了。何顺诚说，绷带上的血是红的，老子还以为这些家伙流的是黑血呢！

那天，彩云山上的残霞乌红一大片，像胭红的血痕。李梓富带着我们十多个人去找战友的尸体，收罗了一些残肢断片，手臂啦，腿啦。我们从衣服和尸体皮肤的颜色上分辨我们的士兵。我一直小声地喊：谢争光，谢争光，谢争光。我找到了一只像谢争光的手，因为我注意到他的手细长细长的，又白又嫩，像一个很少做粗活的大姑娘的手。李梓富发现了肖光荣，他被土埋着，只露出一个脑袋，李梓富把他身上的土扒掉，用手轻拍着他的脸，他似乎睡着了，李梓富摸着他的颈说，脉还在跳，狗日的命大。李梓富说，梁草，快来背他！我说，连长，我在找谢争光！连长又叫：江勇！江勇应声跑去，连长叫，快把肖光荣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