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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军走进雷区，遭遇地雷的袭击后，残敌是否会反击我军的“拉雷手”呢？

不少介绍地雷战的文章，都说日伪军遇袭后都是一片惊慌，顾不上追射“拉雷手”，“拉雷手”可以从从容容撤离，乃至继续打击敌人——有一本《地雷战》中有这样的描写：“当敌人进入雷区后，只见那个同志用力一拉，‘轰！轰！’两声巨响将两个伪军掀到了半空，其余的日伪军吓得趴到了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直到硝烟散去好一会儿，惊魂未定的敌人才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训练有素的日军，当然不可能是全部都这么反应迟钝、都这么愚蠢无能的。

从当时来自于敌后战场一线的记述来看，日军遭遇地雷袭击后，会迅速组织疯狂的反击。

在《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编）一书中，当年胶东抗大地雷组战士马保军的回忆文章，记叙了山东战场的一次“地雷战”。1942年冬，日军扫荡山东省胶东地区的牙山一带，我军胶东抗大地雷组2名战士林军、李仁，在一个山口控制地雷袭击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参与合围马石山后返回的。这次地雷袭击，也是为著名的马石山勇士们报仇）。

林军、李仁先是在50米远的地方控制拉火装置。但是日军尖兵部队进入雷区后，拉雷却失败了——在较远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是困难的事情。

日军的尖兵部队过去后，林军、李仁检修了地雷，改用约30米长的麻绳当雷绳——雷绳长30米，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装置的战士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

一刻钟之后，他们用地雷成功消灭了后面骑马的2名日军军官。大队敌人反应过来之后，随即“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地雷组隐蔽处的小山以及西侧后边两个山岗约400米的范围内，猛烈地射击了约1个小时”。

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下，文章用较为轻松的一句话叙述了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脱险——“林军、李仁两同志只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脱离了敌火力网，转移至西北山岗”。

“只用了20分钟左右”——其实应当这么说，仅仅约“400米的范围”，脱险就用了20分钟！在日军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的火力网之下，这20分钟的脱险经历中有多少枪林弹雨和惊心动魄；能够冲出火力网又必须得有怎样的速度和敏捷啊。这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无疑就是日军眼中那样“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

翻开尘封的史料，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中，“拉雷手”“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确实“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场三记》中，记述了1944年底在山西省临南县（今合并进山西临县）听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介绍的地雷战情况：

“中雷的敌人，常常不一定全部炸死。未死的敌人疯狂地报复。他们搜索两边的山坡，如果发现了拉雷的民兵，一定穷追。拉雷的民兵牺牲了很多。”

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则民在《一九四五年山东人民武装工作汇报》中提到：日军把“用骑兵追捕民兵拉雷手”作为应付地雷战的办法，胶东西海民兵曾经“被敌骑兵追得吐血”。

即使是“特别勇敢和矫健”，单单一跃而起后“飞快地奔跑”，在日军专门准备好反击“拉雷手”的骑兵追射之下，也显然是常常难以脱险。

地雷战辉煌的战绩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英雄悲歌。

当然，“拉雷手”不是只依靠“勇敢和矫健”脱险的，还依靠适当的战术：

事先布置好战斗组、狙击组，配合、掩护“拉雷手”撤退；在“拉雷手”往后跑的路上再预先埋好“压发地雷”，以阻击追赶而来的日军——这都是常用的办法。

我军甚至采用“拉雷掩护拉雷”的战术，“埋在路上的头一个地雷拉响了以后，敌人搜山，民兵就跑。敌人看见民兵只有一个人，拼命地追赶。于是往往中了第二个拉雷。原来在民兵准备逃走的路上，预先埋了第二个拉雷，敌人追来时，管理第二个拉雷的民兵把导线拉了……”在这样战术的打击之下，“敌人碰见了地雷，残敌只有慌忙逃进据点之一法”。

按照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在冀中平原，我军的战术更到了精妙的程度——把地雷战、地道战充分结合：地道的洞口附近埋下“拉发地雷”，在敌人靠近洞口时拉响地雷。这样又袭击了敌人、又封闭了这个地道道口，“拉雷手”从另一个地道洞口转移，使得敌人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