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金融全球化与财富转移 中国军人学者与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的对话（第6/10页）

乔良：

你说的这一点，从广义上讲，我不反对。但我反对在这个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如果只有一种标准，我也可以跟着西方一道指责中国企业，为了挣钱到那些有人道主义灾难的地方去撒钱。问题是，如果你看到双重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所有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体，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与持有双重标准的一方发生对抗。其实，稍微对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一个历史回顾，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你所说的包括凯雷收购徐工失败的案例，这类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并非中国人的发明，而是美国人这类做法在前，中国人向美国和西方学习在后。要知道，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每一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包括贸易保护主义。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总是在它昨天做过的事情上，指责今天的中国？过去几十年里，西方一直都是这样的，先让自己占据一个道义制高点，然后再谈某个原来在它眼里并非道义问题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在跟苏联冷战的时候，出于抗击苏联的需要，它拉拢和支持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集权专制国家。而对这些国家发生的所有人权或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乃至西方国家一般都只是泛泛地指责，这其中毫无疑问存在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

陈志武：

我不是为美国辩护，并不是美国所有的做法我都支持。即使对同一件事，美国国内也总是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和立场。我只是给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敏感话题，甚至是情绪化的话题，提供另外一个视角。我说过，不要把美国看成是圣诞老人。这样，我们才更能理解美国的每一政策选择、声明肯定跟自己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包括你说的这个双重标准。其实，在中国自己做决策时也会这样，当直接利益跟道德价值观之间出现矛盾时，你会选择哪一边呢？当自己的核心利益不被挑战时，道义当然第一，何乐不为呢？但是，在关键时候，当自己实际利益受到挑战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利益会优先，因为人必须要活下去，更好地活下去的愿望是决策者关注的最高价值、最高利益。美国人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的。

所以，很遗憾，各国都会偶尔做出双重标准的事，这也是各国的一种权利，我们有权去指责，当我们被指责时也可以去反指责。世界就是这样在多个权利方的相互博弈中动态地前进。

（四）

乔良：

这一点在理论上我和你没有分歧。我承认，关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强迫别人的问题，我是从中国立场上看这个问题的。我主张理性判断问题，即使有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激烈的言辞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后的结论却仍然是倾向理性的。包括《美国人为何而战》中的观点，可能其中有些言语对于一个纯粹的美国人来讲有某种刺激性，但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表述清晰的需要，我也只是想给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怎样去看待美国在实现和维护它的利益时，有哪些战略考量和方法手段，而这一切，给美国和与美国相对应的其他国家，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先看1985年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的问题。不管这里面有多少复杂因素，包括陈先生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谈到过，这里面有日本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日元长期对美元的低估，实际上是与日本政府为了让汇率更有利于自己的出口。到了日元等国际货币与美元出现严重不合理的匹配的时候，广场协议的签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这一协议的设计和签订，毫无疑问也包含了美国政府维护美国利益的动机，那就是日元的升值必将打击和遏制日本出口的势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果然在一定程度遏制了日本产品出口的势头，可令美国始料不及的是，签订广场协议之时的日元已经完成了国际化进程，已经是国际可兑换货币，在东南亚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和美元比肩的硬通货，甚至有的国家已把它作为储备货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欣喜地发现，当日元从252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80多日元兑换1美元的时候，日元一下子变得值钱了。于是，日本人非常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时机，掉转头来，从原来的产品扩张转向资本扩张。那时的日本开始狂买纽约帝国大厦，狂买哥伦比亚兄弟电影公司，甚至发出了“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

这让美国一度颇感紧张，惊呼“日本想买下美国的灵魂”，在这样一种势头下，美国人通过瑞士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巴塞尔协议”（巴塞尔一号协议），也就是8％的银行储备金率的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针对全世界所有银行，为规避金融风险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实际上，它主要针对的是日本的资本扩张势头，这一点不言而喻。日本对此当然不能接受。它不但不接受，不在巴塞尔协议上签字，而且还与当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联手，一起不肯在巴塞尔一号协议上签字。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说，如果这两个国家不签字，美国也没有办法强求它，因为你不可能因为它不签字就跟它打一仗，何况西方不是还宣称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吗？但不打军事仗，不等于不打经济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