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或衰落 美国战略大调整能否避免颓势（第6/7页）
深度展望：这次是否真的衰落
显然，美国所有这一系列战略举措，其目的都是在维护美国的（包括美元的）霸权。要维护霸权，就必须阻止任何力量对其霸权的挑战，也才能延缓甚至避免美国的衰落。
但奥巴马政府或者它的继任者，是否通过转移自己的战略重心，打压一下可能的挑战者的势头，就能解决自己对霸权旁落的恐惧或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确实让人怀疑。
数十年来，谈论美国衰落的话题几乎成了一种时髦的国际话语，但美国总是一次次从危机中脱壳而出，凤凰涅，让世人大跌眼镜。这使美国人有理由把关于美国衰落的话题讥诮为一种“神话”，也使美国人的自信心一次次被死里逃生的好运气涨满。
但是，这一次，美国还会有如此好运吗？
真正深入探究就会发现，美国的衰落，不是从这次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才开始的，相反，美国衰落的种子，恰恰是从此前一次次的死里逃生之后种下的。美国的衰落，不是一个会不会衰落，而是何时衰落、怎么衰落的问题。因为美国衰落是一个本质问题，金融危机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分水岭。美国衰落为什么不可避免？美国作为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超大帝国，它是否可以避免所有帝国都大同小异的帝国抛物线？看一个帝国的兴衰，主要是看它的获利方式，也就是为维系一个帝国的生存，所采取的获取资源和能量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所采用的输出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印钞权的获得，使美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如果它能够轻松地用印刷纸币从全球获利，那就没有必要再辛辛苦苦去搞实业，搞制造业。结果，由此开始的虚拟经济模式使美国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产业空心化。今天，当美国已变成一个被贪婪和自信掏空的空心帝国后，奥巴马才为时已晚地提出要再工业化，意在恢复实体经济，但这基本上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有二：一是20多年连续的制造业转移，美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环境已不具备，丧失了制造业恢复的基础。同时，正如前文所说，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美国人的收益大大提高，美国现在人均GDP已逾5万美元。这时的美国人，谁还愿意干脏活、苦活、累活？二是回归实体经济与美元输出模式将发生冲突，这是它回不去的根本原因。一个向全球输出货币的国家必须保持贸易逆差，必须保持赤字甚至是双赤字，它才能获利。假如说美国现在痛定思痛，想要恢复实体经济，其前提就是必须放弃输出美元模式，这就意味着放弃美元霸权。如果放弃美元霸权，美国重新恢复实体经济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就需要美国放下身段回到正常普通国家上来，一个普通大国的地位，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用金融权力维持霸权的帝国。而从奥巴马“美国决不当第二”的宣言看来，这是美国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它只有输出自己的产品，才能使自己处在顺差状态，而这又与美元输出模式直接发生冲突，因为货币输出必将导致大量逆差，同时意味着美国经济无法扭转为顺差。所以，只要美国还想保持向全球输出美元的霸权，它就退不回去，它就只能在虚拟化的以金融为主体的轨道上继续往前走。其结果就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个模式现在终将走到尽头。也意识到输出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模式是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骗局”，这种骗局最后一定有它的边际，当边际不能供养中心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向心塌陷。美国眼下就面临着向心塌陷的危险，这是美国模式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这一本质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奥巴马所许诺的“再工业化”和“5年内出口翻一番”的目标，都将是画饼充饥。现在，5年时间已经过去，奥巴马为自己也为美国定下的这一目标，距离实现仍遥远。
进一步考察，我们之所以断言美国无法回归实体经济，是因为它在连续多年向外转移制造业后，其国内已无中低端制造业基础。据有关数据显示，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前，70％的就业人口都已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这种情况下它就只能继续用金融商品换服务，或用服务商品换实物。而实物的来源地将主要是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仅以2011年为例，这一年美国创纪录地出现5500亿贸易逆差，其中对中国是2960亿，占比近60％。
这说明，如果美国“产业空心化”这一致命现实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美国的衰落就几乎不可逆转。这不是通过玩弄“压人民币升值”这种伪命题就能解决的。因为美元要获得“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一地位（只有获得这一地位才能带来美元霸权），美国只能通过用绿纸换实物的方式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也就必然造成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一“特里芬问题”既是美元的天然优势，也是其天然缺陷。其优势是美国可以通过输出“绿纸”而廉价获得全球的产品和资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来，美国只能使自己长期处在贸易逆差状态。这意味着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获得产品（也就不存在美中逆差，当然也就谈不上操纵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必须从其他国家获得替代产品，结果是仍然解决不了其逆差国地位问题，当然也就无从解决其国内民众的就业问题。那种自己脸丑怪镜子式的把自身的经济缺陷归咎于别国的贸易顺差甚至储蓄率太高的说法，对解决“美国病”于事无补。就此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美国病”是本体性的，起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决策失误或监管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