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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义安的帮助下，“李石锁”李弥1月16日潜至徐州。

2月1日，李弥辗转到达仍被国民党军控制的青岛，后又从青岛乘海轮回到了南京。

李弥后来到溪口见到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又重建了十三兵团，仍任司令兼第八军军长。1950年1月，李弥奉召去了台湾。不久，他所指挥的八军、二十六军除少部分逃到缅甸外，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几个月后，李弥受蒋介石委派赶到缅甸北部，纠集外逃残部组成“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此后，李弥又被委任为“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目的是有朝一日能从西南方向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行动，重回境内“执掌政权”。

三年之后，在缅的李弥部队改称“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为了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李弥指挥部队种植鸦片制成毒品并贩卖，逐渐成了声名狼藉的金三角大毒枭。缅甸政府多次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并派部队对李弥进行围剿。一年后，在缅甸生存不下去的李弥率大部分人员撤退至台湾。

1973年12月，李弥病死于台湾。

李弥，这位抗战时曾率部袭击日军宜昌机场、烧毁日军飞机二十一架的少将师长，从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一步步沦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忠实帮凶，最后成为一名被国际社会唾弃的毒枭，他的人生经历成为了现当代史上的一则“奇谈”。

随着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时间的日益逼近，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杨云枫的头脑中反复闪现：“战斗打响后，杜聿明等人如果乘飞机溜掉怎么办？”

在永城陈官庄一带，有个村庄叫朱小庄，被围困的国民党部队在那里修建了临时机场，四周布置重兵把守。遇到紧急情况，瓮中之鳖的杜聿明等高官完全有可能乘飞机从朱小庄逃之夭夭。

“必须在发动总攻前拿下机场，彻底切断杜聿明等人逃跑的后路！”杨云枫下定决心后，便带领邵晓平秘密前往朱小庄附近华野一纵的前沿阵地。

抵达朱小庄后，杨云枫会同驻防部队一位叫周文江的指导员很快摸清了地形。庄子后面有一条河，河对面就是国民党部队的临时机场。由于敌人对机场防守严密，强攻硬夺不可能成功，只能智取。

智取的前提是必须摸清敌人机场内部的场地设施和防范情况，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的周文江主动请缨，要求化装进入机场侦察敌情。杨云枫想了一下，认为方案可行，但为保险起见，就指派机智多谋的邵晓平同行，希望依靠两人的相互配合确保万无一失。

一连两天，通过望远镜查清机场周边敌人的活动规律后，这天，趁着天黑，身穿国民党士兵服的周文江和邵晓平待对岸敌人一波巡逻队走过，就乘坐木筏悄悄过了河。二人一个放哨一个快速将木筏藏进岸边的芦苇丛，又匍匐前进一段后，通过电网下面的排水沟爬进了机场围堤内。两人在机场内一直待到后半夜，把机场跑道和警卫士兵的主要居住点摸得一清二楚。凌晨时分，两人沿原路回到了军营。

杨云枫与两人研究了整整一个白天，决定当天夜里开始行动。

晚上九点，周文江和邵晓平带领五六个身穿国民党服装的战士通过朱小庄后面的石桥，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机场边的岗楼旁。

“站住，干什么的？”两个国民党士兵端枪询问。

“自己人，自己人，去吃点东西！”走在最前边的周文江点头哈腰地回答。

“哪一部分的？”

“三团七连的！”身穿连长服的邵晓平不慌不忙地回答。

“去的几乎全是你们三团的人，个个都是贪吃鬼！”端枪的卫兵说。

周文江所在团在桥边设有一个院子，作为专门招待对方士兵的接待点，每天供应稀饭馒头，有时还蒸上几笼大肉包子。夜里经常有三五成群饿极了的国民党士兵偷跑过来吃东西，吃饱后再回去。岗哨刚开始时还严加盘查询问，到后来因为人多也就不再多管。

“兄弟，这是几个白面馒头，拿去吃！”邵晓平将几个温热的馒头塞到了哨兵的手里。

“快走，快走，让我们班长看到了就把你们交给督察队！”哨兵一边啃馒头，一边喊道。

周文江和邵晓平带领一行人快步跑进了机场。

通过昨天夜里的侦察，周文江和邵晓平发现机场内有一个国民党士兵聚集的场地。在这个场地上，士兵们有的抽烟，有的闲聊，还有人无聊地哼着小曲。周文江和邵晓平带领大伙来到广场边，两人彼此点了一下头，示意开始行动。

“集合！集合！”周文江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哨子猛吹了一阵，然后大声吆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