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心计太后”孝庄：后宫藏针，魅力无穷（第5/8页）

福临继位之后，多尔衮反倒有可能经常和此时已经成为两位太后之一的孝庄见面了。他以小皇帝福临名义发布的那些文告与命令，应该得到过这两位太后的鼎力支持。

到北京以后，情形又截然不同。

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不需要遮挡。进入北京后，他曾经住在皇宫大内的武英殿里。福临来后，他住进了自己的王府，据说这王府的辉煌壮丽在当时不亚于皇宫。他到皇宫内院来时，可能有很多禁忌，但这些禁忌对于他来说，都是理论上的。蜘蛛网可以网住昆虫，飞鸟却一冲而过。那些皇家制度是他同意制定的，他是批准这些制度的人，没有人能够用制度来对付他和像他这样的人。是的，没有人。在那时的中国，他名义上是摄政王，实际上，以他的功业、威望、权势，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他行使的根本就是皇帝的权力。

此后，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之间，或有过一段蜜月期。这个时期是从多尔衮定鼎中原后，迎接小皇帝福临与孝庄皇太后们迁都北京开始的。

这种情形，很像那些在远方厮杀征战后满载而归的勇士，在他们妻子或者情人怀抱中所感受到的温柔与多情。多尔衮奉献到孝庄皇太后面前的，是那伟大的、女真人一代代梦想的、寥廓无际的万里锦绣江山。孝庄皇太后母子坐在沈阳的皇宫里，居然摇身一变就成了这片大地至高无上的主人！世界上，有几个英雄，能为女人做到这一点？

史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按照礼部早已经安排的时间表，皇帝和太后一行应该在顺治元年九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在通州只是迎入行殿短暂停留，更衣——皇帝大小便的委婉说法，然后便前往北京。但实际上，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百官迎接至通州城外五里处，进入行殿，百官叩拜如仪后退出，摄政王留下与皇帝、皇太后叙话。不久，百官接到命令，皇帝一行旅途劳顿，决定当夜驻跸通州，次日一早起驾进京。（《清世祖实录》卷八，第5—13页）有历史作家认为，就是在这一天，时年三十二岁的孝庄皇太后，开始以自己的满腔柔情来回报同样是三十二岁的大英雄多尔衮。

顺治元年十月一日，第二次登基的福临册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年初，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这种层层升级的尊崇，必定与多尔衮威权日重有关，也无法排除他与孝庄皇太后之间感情不断升温的可能。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之后，大清藩属国朝鲜国王看着大清咨文，发问曰：“皇父摄政王是什么意思？”他的臣子回答说：“我专门问过大清使臣。他回答说，就是去掉‘叔’字，朝贺时的各种礼节与皇帝一样。”朝鲜国王说：“那就是说有两个皇帝了。”（《仁祖实录》二十年乙丑）

到了这一步，除了皇帝的名位，能够给多尔衮的已经全部都给了他。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孝庄皇太后对于多尔衮的报答也算是至矣尽矣。其意味深长的潜台词是：向全国臣民公开确认了自己与多尔衮的夫妻关系，也就此界定了多尔衮与皇帝的父子关系。在漫长的帝国历史上，围绕皇位的争斗千奇百怪、血雨腥风，唯独还没有父亲抢夺儿子皇位的故事。不管多尔衮怎么想，也不管阿济格、多铎如何不甘心，如何希望多尔衮拿下皇位，这条底线划出来之后，跨过它，就意味着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意味着不可能不留下骂名。

顺治八年二月，在清算多尔衮的疾风暴雨中，皇帝颁布煌煌诏书，指斥多尔衮的累累罪行，其中谈到了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等于公开承认了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假如不是成了公开的秘密，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对于此类事情，皇家一般都是能瞒则瞒，能骗则骗的。果然，到康熙朝修《清世祖实录》时，在卷五十三条中，这一段便被删去了。据说，关于太后与多尔衮大婚的诏书一直保留在大清官方的原始记录中。后来，到乾隆时代，纪晓岚在皇家档案馆中还曾经看到过，是他建议乾隆皇帝为了皇家脸面考虑，而彻底删除的。

当时著名诗人张煌言在他的《张苍水诗集》中写道：“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晋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是一位抗清斗士，诗中讥讽和不屑的意味不言而喻，却恐怕不能简单看成是无中生有或者蓄意捏造。这种情形表明，在其当时的社会心理中，在满洲人看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考虑了，而在汉族人那无数贞节牌坊来看，对于太后本身和新王朝形象的杀伤力却极大。因此，整件事才被弄得如此欲盖弥彰。若是今天还用这种思维看待此事的话，就不仅可疑，而且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