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2/3页）

那“杜邮”是个古时地名，位于今之陕西咸阳。当年秦国名将白起因遭猜忌，被秦昭王赐死于该地。听许翰提到这个典故，李纲也不能不顾及后果，只好放弃争辩，接旨受命。但是经此一番碰撞，李纲在赵桓心目中的斤两，已然是大打折扣。张邦昌从旁察言观色，窃喜这盘棋的走势看好。

重任既已接下，就得尽力做好。但是要完成这项使命，却是困难重重谈何容易。

二月间宗翰用锁城战术困住太原，绕道南下，途中得知宗望撤军，他虽未继续挺进汴京，却转而拿下了隆德府等河东路的诸多城池。赵桓改弦更张下诏固守三镇后，由种师道坐镇滑州，姚古、种师中两路出击，曾一度顺利得手，接连收复了隆德府、威胜军、寿阳、榆次等地。但姚古、种师中在相约夹攻围困太原之敌时，却因姚古没有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而被金军各个击破。种师中阵亡于杀熊岭，姚古大败于盘陀驿。宋军损失惨重，慌忙退缩回隆德府及平定军，致使金军在这一地区重获控制权，太原之危则因此雪上加霜。在这种严峻状况下，没有充足的兵力，欲打破太原之围，无异于痴人说梦。否则等不到赵桓临阵易帅，种师道早就对宗翰动手了。

宋军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军，要想战胜金军，首先要依靠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这是老将种师道早就明了于胸的事。通过汴京保卫战，李纲对此亦深有感触。然而李纲却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个优势。宣抚司麾下的人马不过两万之数，以这区区两万人马去挑战宗翰大军，显然不是对手。而就是这两万人马，亦不能全归李纲节制。这两万人马分为五军，由于河北发生胜捷军叛乱事件，宣抚司左军已被赵桓调去平叛；而其右军，又被划归由唐恪所推荐的宣抚副使刘韦合统辖。五军去其二，留在李纲手里的兵员，便大约只剩了一万两千人。

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两千兵员大部分都没有战马。李纲刚一就任便发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出征野战比不得就地守城，战马的作用至关重要。更何况，金军铁骑之彪悍凶猛，本来便令宋军难以望其项背。以现有的三五百骑与之交锋，还不够填金军的牙缝。

情势紧迫，别无他策，李纲只好启奏赵桓，请求张榜速括都城之马，给价偿之，以为军用。他估计在全城征购下来，凑出几千匹马还是办得到的。征来的虽不是战马，总比没有强。

赵桓起初点头应允，倏尔却变了卦。因为张邦昌伙同聂昌等进言，目下京师初定，尤以祥和为重。宣抚司遍城括马，骚扰得人心慌乱，不利于靖国安民。赵桓现在最怕的就是乱，一听乱字便头疼，张邦昌等的这番奏言，又点中了他的穴门。于是开封府前刚刚张贴出去的动员括马告示墨迹未干，便又被禁止括马的文榜覆盖。李纲了解赵桓的秉性，不想与其再起争执，唯发一叹而已。

除了马匹问题外，其他出征之所需亦是缺口甚大。赵桓给李纲指定的率部离京日期是六月二十二日，但是直到二十日，李纲列请朝廷筹措的军费，才拿到了不足预算的五分之一。其他诸如粮草兵器及各类军用物资，亦全都没有办齐。李纲对各部司办事效率之低下态度之敷衍恼火透顶，他不得不一面加紧督催，一面奏请赵桓宽展行期。

已有成见在胸的赵桓，以为李纲是故意找借口拖延时间，提笔便怒责他“迁延不行，岂非抗命”，对李纲的不满溢于言表。李纲实在是被挤对急了，他脑袋一热，在具折详陈不可仓促起兵理由的同时，将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及宣抚使告敕一股脑儿全交了上去，自称不堪大任有负圣恩，请求皇上罢职治罪。在旁观者看来，这就是明目张胆地以撂挑子要挟皇上的意思了。张邦昌等人幸灾乐祸，暗忖这下子必定有好戏看。

然而面对李纲如此强硬的冒犯，赵桓这一回反倒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克制。内中之缘由，盖因朱后的善言规劝。朱后在得知赵桓恼怒李纲的原因后，和风细雨地提醒了他两点：第一，如果李纲所奏情况属实，那么他不肯草率出兵，是不是应当视为对朝廷高度负责、对皇上忠心耿耿的表现？第二，倘若弃置李纲不用，其职拟以何人替代？

赵桓冷静下来考虑，不能不承认朱后提醒得有理。小不忍则乱大谋，起码在目前，李纲还是个用得着的人，解围太原若不以其为帅，暂时确无其他合适的人选。至于他乞展行期，看来亦非托词；否则他的态度绝不敢那么强硬。这个人凡事过于较真儿，这臭毛病固然讨厌，但是应当承认其出发点一般来说还是好的。

想通了这一点，赵桓不但没发雷霆之怒，反而以相当宽宏大度之态，将李纲上交的告敕悉予封还，同意他展缓行期三日，允诺诏调天下兵马以为后援，还两次赐宴李纲于紫宸殿和琼林苑，并赐其以玉束带、牙简等物。这样一弄，倒弄得李纲诚惶诚恐、不胜惭愧起来。展期三日其实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他不便再请推延，只能提出，希望在出征之后，朝廷能保证他的背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赵桓满口答应，说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于是乃定援晋大军于六月二十五日开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