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第3/8页）

应该说老袁的这次地方自治试验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事先不断造势，但老百姓看热闹的很多，真正参与的较少。很多场次的选举最后还是沦为多被士绅和富商操控，这并不是袁世凯愿意看到的，但乡村的势力一直由士绅把控，除非老袁自己下去当村长，否则他们一定会让选举变味，老袁一时也无能为力。我们还是要为他的这次尝试和破冰鼓掌，到1911年，大清大部分省份都纷纷依据老袁的模式和经验，把选举推广到乡一级，成立了乡议会等基层民主选举机构。

尽管很有瑕疵，但老袁并不知道，自从洋务运动以来，改革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是城里的事，甚至只是通商口岸的事。袁世凯有效地将改革贯彻到农村一级，他应该是千百年以来，仅有的把最核心的政治权力意识和最基本的民主意识带给了最基层、最普通的山野农夫的王朝大臣，真正有别于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等人。在乡村推广选举之前，袁世凯已经联名上奏朝廷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然后搞选举，这引领专制王朝向近代化转型的一套组合拳，也给了那些担忧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乡野子弟一个微弱的希望吧。

袁世凯并没有辜负慈禧当初的期望，他已经成为了大清“改革第一人”，在盼望改革的人们中拥有越来越高的威望，已经把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打造成大清新的改革“样板地区”，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官员慕名前来学习取经（“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津”），以先改的带动后改的，达到共同改革的目的。但是，也不得不说，老袁大部分的舞台，还是在直隶，就在天津进行选举之前，他曾经在朝廷推动和主导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立宪改革，然而，这一次的改革不仅让袁世凯焦头烂额，也将成为大清命运的拐点！

袁世凯推动五大臣出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在这里，他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根本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这是一种既保留皇帝，又颁布宪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政治制度，是日本明治维新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日本能够迅速崛起的终极秘诀。发现这一点之后，老梁办起了《新民丛报》，由于从报纸的撰稿、编辑到出版发行都是梁启超一个人，是老梁自己的媒体，所以也可以称作他的“自媒体”。梁启超的见识和文笔还是不错的，有分量的文章基本都是出自他之手，所谓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的政治必然，大力弘扬和普及君主立宪知识，这些文章再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到大清国内，大家终于发现了一个事实：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中，只有大清和沙俄不是立宪国家了。作为君主专制的帝国，无论是沙俄还是大清，它们的黄金时代都过去了，却还要携手一起，与世界潮流为敌，互相依偎，互相安慰，却在安慰中更加落伍于世界，直至都在国内满目疮痍。面对革命运动的暗流，看来大清需要首先做出改变，进行一场真正适应世界潮流的根本性变革。

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发展成了“立宪派”，他们呼吁朝廷参照日本模式实行君主立宪，这些人包括国内外的留学生、东南沿海的实业家、士绅以及个别朝廷官员等等，从这个时候起，当年的“维新派”终于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共同的奋斗方向，以前只知道要“变法”，到底如何变，那是各有各的说法，康有为和梁启超也经常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一天一个想法，而现在终于发现了打开大清改革之门的那把总钥匙——宪政。这是很不容易的，它经历了戊戌变法时期的失败，经历了失败后的流血，经历了流亡海外，此时的康梁也许才发现，对于一件从没干过的事情来说，第一步也许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能不能首先提炼出一个明确和具体的目标。

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之乱，朝野上下的“救亡”危机进一步加重，慈禧推行新政，袁世凯成为改革的带头人，成绩令人瞩目。1904年6月，民间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大实业家张謇给老袁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在朝廷出面推动立宪，张謇很清楚，虽然立宪的思潮和舆论已经很热，但如果没有朝廷实权人物的推进，那也只是思潮和舆论而已。

老袁的回答令人意外：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尚须缓以俟时）。

袁世凯在等待那个时机，那个对于朝野来说“救亡”危机最严重、民间舆论也最强大的时机，这就是日俄战争的结果。此时日俄已经开战，俄国和大清一样，都是君主专制国家，日本却是学习的目标，如果日本取胜，立宪国战胜了专制国，说明君主立宪确实要比君主专制“强”，这对于一直饱受洋人欺负的朝廷来说，将是不小的震撼，也无法拒绝这样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