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慈禧的布局：荣禄崛起（第6/7页）

6个月后，1899年12月19日，在荣禄的上奏保荐下，《马关条约》之后无官一身轻的李鸿章终于又复出了：慈禧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被“外放”出京，到偏远的两广担任总督，李鸿章的权势、地位自然和原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无法相比的。但在荣禄大人的协助下，李鸿章终于又找到了出路，意味着他甲午战败和签署《马关条约》而被问责的风头终于过去了，这也是他的“北洋班底”正在复出的积极信号。而更重要的是，在李鸿章入主两广之后，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终于连成一片，主宰了大清的东南半壁。

张之洞一直是一个专家型大臣。他的“专”，主要是指在一件事情上——写文章。

张之洞的对联、文章和奏折都是十分有文采的，比如戊戌变法时搞出的《劝学篇》就是张之洞的名篇之一，名扬天下，传之后世。由于张之洞会写文章，很多人爱看他的文章，于是聚集了不少“粉丝”。而张之洞写的不少文章中，有很多是与洋务运动相关的，从而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了洋务。在这一点上，张之洞是功不可没的。

但大概是由于张之洞太会写文章，他办起实事来似乎就差了一大截。洋务运动时期，他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李鸿章一样，办铁厂、修铁路、开矿山，但他“南洋”的成就，远远不及李鸿章的“北洋”，以至于当时的人们给了学富五车的张之洞一个评价——有学无术，看来是比较中肯啊。

刘坤一最大的特色是湘军出身，是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去世之后，“老湘军”里硕果仅存的将领。当年，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士兵们解甲归田，但还有很多中层将领被安置在江南地区转为文职，于是这一批人就不得不成为被朝廷重点戒备和打压的对象了。比如我们熟悉的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其实就是对江浙地区湘军系官僚的重大打击，而慈禧也是不会把湘军势力赶尽杀绝的，在基本解除湘军势力对朝廷的威胁之后，慈禧仍然需要保存一面湘军的旗帜，成为去制衡其他势力（比如李鸿章的淮系）的一张牌，这个人就是刘坤一。

刘坤一很清楚：他的官是做到头了，不会再升，但也不会再降，只要自己不出来谋反，仕途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因为他就是“旗帜”。平素在官场上，刘坤一很有一副“无欲则刚”的心态，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敢于言他人不敢之言，行他人不敢之行，甚至敢顶撞慈禧，很有“左宗棠第二”的风范。其实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刘坤一，他们的个性和特色都是比较突出的，但他们首先也是官场中人，所谓的“个性”，谁说不是明白官场大势之后的高超表演。

李、刘、张三人，他们现在是端王集团的排挤对象，但他们和端王集团的人曾经都是属于一个阵营——后党。甲午战争中他们互相配合，防备帝党上台，戊戌变法中他们紧密联手，灭了帝党，然后麻烦出现了。

曾经的后党集团突然没有了对手，亲贵们就开始想搞一家独大，独霸权力，排外和排汉，甚至要废掉光绪，立他们的人为皇帝。李鸿章等汉臣自然不会坐而视之，于是，曾经的“朋友”迅速分化对立，他们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成了内部的对手，成了新党争的两派阵营。

对阵的双方这边是端王集团，而那边是奕劻、荣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两派阵容其实还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边是在朝廷里位高权重的满族亲贵——我们称之为“满党”。而那边除了躲在幕后不出头的奕劻和荣禄等人，都是在地方任督抚的汉臣实力派——我们称之为“汉党”。新的党争就是满汉之争——大清“中央”（朝廷）与地方的矛盾。

其实有争论也是好的，有争论才会有头脑风暴，有头脑风暴才会出好的决策，但党争之所以叫党争，就是因为他们所争之事和所争目的均上不了台面，端王集团总不能告诉大家：哈哈，其实我们争的只是一个皇位！正是因为大家都在浑水摸鱼，党争派别的划分就注定比较复杂，并不是满官就是满党，汉臣就是汉党，祖宗是谁是小问题，利益归属和权力基础才是大问题。比如奕劻大人，他虽然是满族王爷，但跟李鸿章等洋务大员走得很近（能捞到不少好处）；而荣禄大人除了也和李鸿章关系很好，他自己在军中要倚重的，正是袁世凯这样的汉臣。

对于老百姓们来说，跟曾经的帝后两党一样，这两党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是需要“比比谁更可爱”，而是需要比比谁更可恶。满汉两党的真正区别只是满官他们是“官N代”，属于更有特权的特权阶层，权力靠世袭；而汉官们大多是靠科举或者军功上位的，相对于满官，他们有天然的政治劣势。虽然他们比满官们更加勤奋，但他们的上头总有一群能力比他们差、年纪比他们轻、职位比他们高的“满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