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第12/16页）

可见，对于封建专制型政府来说，虽然统治阶级和官僚集团得到了暂时的好处，却有长期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一定会到来的，区别只是你赶上的是专制王朝的盛世，还是末世。

而另外一种类型的政府是现代型的政府，也可以叫民主政府，它规定资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大家的，如何分配资源，就要由大家来决定，取得大家的同意。而要想取得大家的同意，这肯定是一个兼顾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也是相对公平的规则，而且必定还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程序（民主制度）来实行监督和制约。

这看上去很美好，但要实现从专制王朝向现代型政府的转型，并不容易。

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两种力量能推动这种转型。一种是外部强力——革命。革命和起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的故事中讲述。而另一种是内部动力，这就是改革，也就是在封建时代常说的变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两种“可能”的方法，而不是打包票的方法，革命的结果也许可以迎来光明，也许是“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变法也同样如此，这并不是因为变法的方式不可取，而是因为变法实在太难了。

很显然，既然官僚集团已经成了资源的掌控者，既然他们能够依靠这些掌控的资源很方便地发财，如果没有杀招（杀招不等于杀人的招儿），凭什么能让他们停止这种发财？所以变法最终都会遭到来自官僚集团的抵制。从专制王朝的历史来看，太多的变法最后只是让朝廷陷入不变就死、一变就乱的怪圈。精简机构，最后机构却越简越多；减少征税，最后税没减少，不用交税的项目却减少了。太多的新政，都会被官僚集团当作皮球踢回来，或者用太极高招化为无形，搞不好还能撕破脸面公开对抗，最后妥协的只能是朝廷。

可见，变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点都不亚于革命啊。鲁迅先生说，改变太难了，“连搬动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更何况是要变法？

因为难，充足而扎实的准备显得相当重要，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有两种准备：认识准备和物质准备。

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它的建立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基础——改变了的个人，也就是现代公民。也就是说，现代型的政府是建立在现代公民基础之上的。认识准备就是让大部分人成为现代公民，培育现代的公民意识。所谓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在我看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充分认识，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一个简单方便的切入点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权利。

个人有个人的权利，称作私权。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公民群体也有权利——民权。政府有政府的权利——公权。社会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也可以看做民权的一部分。

对于权利来说，第一步是形成权利捍卫意识，也就是要明白权利的正常性，生而为人，有权这是正常的，必须要捍卫。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要捍卫别人的权利，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也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要捍卫私权和民权，也要捍卫政府的公权。

而第二步更难，那就是厘清和严守权利的正当性——权利的边界。当我们说到权利的边界的时候往往会去责难政府，因为他们伸手太长管得太多，而在管的过程中去获取额外的利益，最常见的现象是公权往往打着民权的旗号来事实上侵犯民权，这当然是需要反思和批评的。

但是作为现代公民，也应该反思个人权利的边界。专制王朝的统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当私权遇到私权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把自己的私权自动扩大，不尊重他人的私权。常见的现象就是我是他老爸、老师或者老公老婆，便可以心安理得去侵犯儿子、弟子或者儿子他妈他爸的私权，以忠孝观念或者情感来绑架私权，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代传一代。

而私权遇到公权之时，却又往往自动回缩。好民不跟官斗，见官自动降三分，这又是一代传一代。

物质准备是最重要的准备，在我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它无比的强大，它能推动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建立，也能够理顺人民、社会和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这三者权利的边界，甚至几乎能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所谓物质准备，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让大家都发财，去实现财务自由，而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建立现代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指资源分配基本公平，大家创业、发财的机会基本均等，人们不会因为他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不同而得到的资源和机会不同。不是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而另一部分拼死累活，最后收获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