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戊戌变法：光绪和慈禧的权力博弈（第7/23页）

这是康有为和荣禄先生的谈话。

荣禄是慈禧绝对的心腹，是被慈禧刚刚任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荣禄见到康有为时，两个人谈起了变法。

荣禄是慈禧的人，老康是知道的。他知道跟荣禄说话也就相当于在跟慈禧说话，荣禄一定会把他们的谈话去告诉慈禧的。老康想当然地把荣禄和慈禧当成了反对变法的人，却不知道变法是经过慈禧首肯的，也是荣禄等“顽固派”大员关心之事（要不然就不会来问了）。在潜在的反对者面前，老康决定抓住机会，慷慨陈词，一定要说服他。

“时事维艰，不变法不行啊！”老康说道。

荣禄显然不想听这样的废话，谁都知道法要变，问题是怎么变。

“法是要变，不过几千年的祖宗之法不是一下子就能变过来的吧？”荣禄问道。

实事求是地说，荣禄这句话说的是实情，是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忧患考虑。荣禄先生的这句话并不是要反对变法，而是询问他老康有什么办法，希望康有为能给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康有为知道真正厉害的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那些“顽固派”们就会见不到变法派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必须拿出一点雷霆万钧的手段让他们瞧瞧！

于是，康有为大手一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说道：“这有何难？杀几个一品大员法不就变了？”

四周一片安静，康有为突然察觉有什么不对，但具体哪里不对他也不知道。荣禄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内心一定在翻江倒海，但这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荣禄“嘿嘿”干笑两声，说了句“康大人请”，然后转身走了。走的同时摸了摸自己头上的顶戴。

康有为说出这句话是很平常的，就跟以前在很多的演讲集会场合对粉丝们说的一样，意气风发，正义凛然，一腔热血，说完之后场下欢声雷动。但是，康有为忘记了，这是在皇宫。

这样的谈话如果正式一点，就相当于朝廷高官在就如何变法问题，向老康这个“专家”来请教，是政府高官和智囊之间的座谈会，而康有为给出了这个答案。

很显然，康有为嘴下的一品大员就是指贪腐的高官，出于对腐败官僚的憎恨，人们常常会发泄情绪，以为杀贪就能正道，这是可以理解的。“杀几个贪官就能变法”，这正是那些不懂变法的人才会说的话。如果变法真的只是杀贪就好，那历史上的那些变法就不会无比艰难和反复了，大家去磨刀就好了。

别人说说这话还是可以理解，而从康有为你这个“专家”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浅薄了。不仅浅薄，简直是太过书生气和器量狭小。

像变法这样的大事难事，当它还在发起和鼓吹阶段时，确实需要用热血去鼓吹，用慷慨激昂去鼓劲，这并没有错。但是，当它已经进入马上要实际操作的阶段之时，它需要的不再是这些，而是另外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政治家的现实精神。具体来说是两个方面——冷静，坚忍。

唯有冷静，才能思考并制订出完整可行的方案。

唯有坚忍，才能战胜苦难，朝这个目标努力，实现这个方案。

康有为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些，这是因为他恰恰缺少一个最致命的条件：做官的经历。

康有为虽然是工部候补主事，后来又被光绪帝调到总理衙门，但他一直忙着社会活动，努力打造“公知”形象，从来没有去政府上过一天班，甚至连去工部和总理衙门报个到都没有做。他一直在进行他的社会活动，处于官场的边缘。这样的人不仅无法了解朝廷高官真正的心理状态，对如何通过体制内的力量去办事也一无所知。

变法就是要通过体制内力量去办事，要去争取人心，这时候的人心不仅包括民心，还包括“官心”——特别是当民心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时候，需要争取尽量多的“官心”，把他们对变法脆弱的“共识”转化为实际支持。比如荣禄大人，这也是需要争取的，从北京皇宫开始的变法，将来无论如何也需要荣禄这个直隶总督的支持。

当然，争取也是很难的。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建立统一战线了。首先要做的是取得信任，而取得对方信任也很难，如果一时不能取得信任，那么至少要打消对方的顾忌。不能让人家以为你是仇视这个政权，一上来就准备拿他们开刀的，要知道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啊。

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预设敌人。但老康你在喊杀一品大员，人家又刚刚成为一品大员，你要别人说什么才好呢？

贪官是应该杀的，但也要经过公正的审判后去杀，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避免官官相卫，也避免政治迫害，如果还是喊杀就杀，那跟过去有什么区别，还需要变什么法？再说了，即使可杀，谁来杀呢？你杀吗？你自己还是个六品呢！并且，既然杀几个一品大员就好了，那么就先杀你吧，你不就是未来的一品大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