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戊戌变法：光绪和慈禧的权力博弈（第21/23页）

第一种说法是，谭嗣同夜访华法寺的时候，并没有向袁世凯提出要兵围颐和园，只是商讨天津阅兵时如何保护皇上，也就是说，这把主动的兵变变成了被动的防御，否定了康有为有一个“围园杀后”的计划。这个说法来源于梁启超流亡海外后写的回忆性小说，目的是掩盖康师傅的阴谋，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种说法比较离奇，认为袁世凯事先就通过在北京为他跑官的徐世昌参与了兵变的阴谋，谭嗣同到访法华寺并不是意外行为，而是由徐世昌带领前来商量如何具体实施兵变计划的。他们认为，如果袁世凯没有在事先表现出一点迹象，谭嗣同不会如此冒昧地去找袁世凯。

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这个说法的重点是想表现袁世凯后来对变法派的背叛，给老袁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我认为，如果说袁世凯事先有什么“迹象”，就是他原本就是变法阵营中的人，支持变法，自己干着变法的事，又加上跑官的缘故，积极向变法派和皇帝靠拢，皇帝又给他升了官，这给了康有为一个幻觉。

当然，我们也并不能排除袁世凯也有用兵变去获取更大权力的野心，但作为一个官场老手和军事将领，凭远在天津的区区7000人发动兵变成功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没人会比他老袁清楚。如果说他通过徐世昌知道康有为有兵变的计划，但当时变法势头正盛，为了跑官成功和在帝、后两党之间继续两头讨好等待时机，袁世凯之前并没有明确反对过这个计划甚至还开出过空头支票，这是有可能的。从在朝鲜开始，老袁就只有他骗别人的，什么时候让别人骗过他呢。

回来后，谭嗣同把见袁世凯的经过告诉了毕永年。

一听到这个情况，毕永年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感觉如晴天霹雳！

“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样的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仆不愿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就搬出南海会馆，住到别处去。我劝兄也该自谋，你不能为他们白白搭上性命、白白牺牲啊！”毕永年说（毕永年日记记载）。

毕永年当即就搬了家，离开了原先居住的南海会馆，也离开了康有为，住到不远的宁乡会馆，正是这次及时的搬家让他躲过了后来的一场血光之灾，及时逃离北京。四年后，在浙江普陀寺，有一位俗家名曾叫毕永年的僧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毕永年所说的“他们”，就是指骄虚狂躁、野心吞天、不顾一切的康师傅以及他的核心团队。经过与康师傅的交往，就连他这个黑社会分子也看出了此人对人对己的巨大危害性。他的自以为是和铤而走险，恐怕要成为葬送变法的千古罪人。

而毕永年和谭嗣同都不知道的是，在康师傅那里，策动袁世凯的失败还并不意味围园杀后计划的最后失败！如果一个计划只有一种执行方案，那么就不能称为好的计划，制订计划的人也无法享受策划高手的美誉，康有为早已为这套计划设置重重的预备和保险方案，只是他心机很深，并没有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谭嗣同和毕永年。

接下来的故事中，还将有那些隐藏着的阴谋，那些康师傅自认为的得意之笔。

袁世凯的惊恐

当袁世凯走上大殿时，他突然察觉：妈的，这气氛不对。

袁世凯是前来请训的，大殿里的气氛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反常，他跪在地上，而应该发表“圣训”的光绪皇帝却很久都没有开口说话。

皇上前两次您还谈笑风生的啊？昨晚没睡好？

袁世凯眼珠飞快地转动，他突然意识到：完了，皇上可能是被人监视起来了！

皇上不开口，老袁只好自己开口，他说道：“皇上，古今各国变法都不容易，为何要变法？原因不是有外患，就是有内忧，还请您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果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比如张之洞这样的人，来帮助主持变法，方可仰答圣意。近来被新提拔的和起用的臣子中，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若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您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这些话并不是说着玩的，在他来之前，他已经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他会向皇上举荐张之洞来京主持变法大业。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正是谭嗣同夜访华法寺的那个白天，那时袁世凯虽然还没有被谭嗣同吓到，但他已经认为如今这些人不足以成事。

张之洞的回答很有文采：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

要是电报里能开玩笑，老狐狸估计连“肚子很胀，消化不良”都会列上了。如今敏感时期，即使是他——号称国家梁柱的人，也不想挺身而出，去蹚这浑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