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生死攸关的一步棋（第2/3页）

其实李这么说，也是按照高宗皇帝的意思在行事。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任都督府长史，由于李治并不到任，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负责，可见李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是有渊源的。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那场夺嫡之战中，李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马上任命李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

太宗皇帝这么说，显然是在托孤。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皇帝的重托，并咬指出血，以此表明自己坚贞不渝的态度。稍后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在李的身上。

太宗临终之前，特意做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的忠心。

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为尚书左仆射。

无论是从李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回顾太宗皇帝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李世民的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做的最妥善的安排。

出乎太宗皇帝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权力核心。随后，李又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

在李“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唐朝初期，只有中书令、侍中及由尚书令代理的仆射三人是宰相，后来仅以中书令与侍中为正式的宰相。若在本职之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视同宰相。

对于李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虽然李还挂着“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开府仪同三司”不过是个虚衔，是专门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以李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自己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李李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

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只有两种选择，为其所用，或者为其所灭。李看得比谁都清楚。所以他宁愿选择第三条路——惹不起就躲着走。其实很多时候，逃避并不是懦弱的表现，有时候反而是智慧的选择。人要因时因事而变，这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

事实证明，李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旋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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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复出，将其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李的司空一职其实也没有多少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