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深不可测的君心（第2/3页）

李世民的病并没有很快痊愈，一直处于调养状态，政务也暂由太子李治代理。当然，实际上的大权都掌握在长孙无忌手中。李治只要根据他的指示，签名后把父皇的玉玺盖上，再把大致的情形报告一下就可以了。

朝政完毕之后，太子李治会立刻回到父皇身边，亲自侍候汤药饮食，片刻不曾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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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仲春，太宗皇帝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染病卧床。两个月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夏初，已近弥留之际。

给予太宗皇帝生命最后一击的是一个印度僧人，这个胡僧自称有长生不老术。他为太宗合成了一种新药，结果让太宗的病情加剧。太宗原来感到燥热，服药之后又突然腹泻。胡僧炼制的新药，可能是大寒之药。以巨寒之药注入到高热的病人体内，便产生了不可挽救的局面。虽然在太宗皇帝的病榻周围结集有高明的医生，但一个个都束手无策。

五月二十四日，太宗皇帝病危，召长孙无忌入宫，打算安排后事，由于君臣二人情绪过分激动，长孙无忌泪流不止，病重的李世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两天后，长孙无忌偕同褚遂良再次入宫。这一次，太宗皇帝做了临终交代。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长孙无忌、褚遂良、太子李治和太子妃王氏。永徽年的政治斗争和变化，与在场四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太宗对两个大臣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

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他又指着长孙无忌嘱咐褚遂良：“尔辅政后，勿令谗毁之徒损害无忌。若如此者，尔非复人臣。”

在场的四个人，是太宗李世民最为看重之人，是贞观事业的接班人。随后而来的永徽年，执政的虽然是唐高宗李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永徽政治是贞观政治的延续，李世民才是永徽政治格局的精心设计者和总设计师。

李世民认为，在场之人要不忘“永保宗社”的历史使命，要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即将即位的新君李治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两个顾命大臣之间的关系。两个顾命大臣必须尽忠尽职地辅佐新君，不可生异心。同时作为新君的李治与顾命大臣的关系，是被监护与监护的特殊君臣关系，李治必须绝对信任他们。

二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之间的关系。太宗害怕两人出现矛盾，尤其担心褚遂良指使他人倾覆长孙无忌，所以在临终之际也不忘用严苛之语警告褚遂良，不能干任何伤害无忌之事。

三是新君李治与其妃王氏之间的关系。太宗皇帝把他们交给褚遂良，意在防止李治与王氏之间可能产生矛盾。

太宗的临终遗言，还是被后来的现实无情地予以了否定。不出十年，其中三人均死于非命。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后，太宗皇帝在含风殿溘然长逝。

同一天，太子李治在太宗灵前宣誓登基，是为高宗皇帝。父皇初丧，李治悲不自胜，日复一日跪立在太宗皇帝的灵位前，守护待旦。

在太宗生病的这段期间，李治以太子资格服侍左右。整整一个月时间，太子昼夜不离。按照时间推测，李治与武媚有可能是在两个以下时间段发生了不伦之恋。

一是太宗李世民征辽归来的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初春，当时李世民居住于长安城内的皇宫里。不过这时李世民的病情并不危险，太子李治与武才人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在太宗的眼皮子底下做出秽乱春宫之类的事情，是相当危险的，可能性并不大。

二是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五月间，太宗在骊山绝顶的翠微宫里养病，这时太宗的病情已到了晚期，死亡已成定局。无论是李治，还是武媚，都可以暂时解开那道无形的精神枷锁，大胆地实施自己的情欲计划。

这天晚上，李治在沉沉的睡眠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躲在烛光暗影里的武才人正盯着自己。

父皇病重以来，李治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在这里出入。每当他们目光相遇时，她总是会心地一笑。李治仿佛一直是在隔着一层浓雾看着她，迷迷蒙蒙。

李治神不守舍地凝望着眼前的女人，一度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受尽病痛折磨的太宗这时已进入睡眠，这个伟大的帝王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己弥留之际，太子会与自己临幸过的才人在距离自己尺寸之地发生不伦之恋。

武媚转过身像往常一样含着哀怨与期待的目光大胆地看着李治，就好像眼前这个男人能够给予她生存的全部意义。她的眼神中饱含的隐秘成分让李治感到头晕目眩，让他无法直视与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