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11/11页）
薛攀皋：《中国科学院与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见薛攀皋《科苑前尘往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9页。
杨森：《从胡先骕先生的几件事情看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院史资料与研究》2001年第1期，第50—52页。
龚育之：《陆定一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学习时报》2006年8月28日。
薛攀皋：《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科技日报》1993年11月14口、21日。
杜润生：《以红带专是党领导科学事业的根本途径》，《科学通报》1958年第17期，第513—515页。
薛攀皋：《粮食多了怎么办？》，见薛攀皋《科苑前尘往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6页。
薛攀皋：《对土专家进科学院当研究员的反思》，《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4期，第346—351页。
熊卫民：《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科学文化评论》2014年第3期，第41—64页。
薛攀皋：《回眸粮食严重短缺年代的代食品研究》，《科技中国》2007年第4期，第74—79页。
熊卫民：《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第51—56页。
薛攀皋：《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回忆》，见薛攀皋《科苑前尘往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2页。
熊卫民：《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第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