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5/9页）

都在上面签了名。签名之后，媒体很重视，《解放日报》全文报道，发表社论。然后《人民日报》也看到了，一方面转载，另一方面也发表社论。然后，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都掀起了订“红专规划”的热潮。而签了名的这些科学家自己也解放了，既然他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那么就不会作为“白旗”、保守势力被拔掉了。

熊：您的意思是说，你们采取这个措施，最初主要是为了保护科学家……

巴：是的，让他们自保。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分院的这个举动，还影响到了全市，波及了全国。

熊：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相关材料时就觉得奇怪，这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著名科学家为什么会主动发出这样的倡议呢？原来是你们组织的。

巴：是的，党委跟他们做工作，指导他们如何对待“大跃进”，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正面引导的一个举措，第二个举措是组织科学家到江苏、浙江参观，参观工农业大跃进，感受“大跃进”的氛围，了解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在工农业生产中，我们科学工作者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

熊：考察了多长时间？

巴：一个多星期。都是领导人带队去的。王仲良带大家去江苏，我们的党委副书记带人去浙江，事先和江苏、浙江省委联系。江苏、浙江省委听说科学家组团来参观，非常重视，隆重接待，安排大家到农业合作社和工厂去参观。

熊：那个时候已经搞人民公社了吧。

巴：那个时候还没有，稍后一点才发展起来的。实地参观工农业欣欣向荣的景象之后，科学家感触颇深，在思想上受到了教育，也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关在实验室里做我们原有的课题，也要考虑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我们有义务出来承担。在带老科学家出去参观的同时，党委还在家里面发动青年科技人员大破大立，考虑我们科学院该如何按照“大跃进”的要求来发展科学技术。老科学家听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的经验介绍回来之后，又听到了青年科技工作者对实验室以往工作方式的批评——说有些工作是低水平的重复；有些工作是学院式的，严重脱离实际；我们要接受国民经济、国防建设中的重大任务，要从事前沿科技研究，要改变或调整原有的研究方向和任务。有些老专家觉得青年人在否定一切，但也有些老专家觉得青年人的这些意见是对的。以后就把青年人和老专家组织在一起，共同讨论该如何调整研究的方向和任务。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些联系实际的课题。有些研究所的方向和任务改变比较大，比如说冶金所、硅酸盐所和有机所。还有一些研究所提出了国际前沿课题，比如说生化所就提出要让人工合成的第一个有活力的蛋白质在我们中国诞生。后来这个课题还搞大兵团作战，张劲夫、杜润生都来了，组织分院生物方面的研究所一起来会战。然后发现大轰大嗡不行，又组织了一个有生化所、有机所、北大化学系三个单位参加的精干队伍来进行工作。

熊：1960年5月4日发动人工合成胰岛素大兵团作战时，张劲夫也来了吗？我没能查到相关资料。当时出的简报只说杜润生来了。

巴：张劲夫来了，我有印象。他是中科院党组书记，只是在分院召开了一个会议表示支持。而杜润生是中科院秘书长，他深入到了生化所的动员现场。

熊：有机所当时做了很多联系实际的工作，是吗？

巴：是的，它的方向改变比较大，做了很多国防方面的工作。比如说黄耀曾先生，他原来是做金霉素、搞基础研究的，后来改变了研究方向，转行搞火箭推进剂、高能炸药。他后来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我的方向、任务的调整，比我死一个儿子还难过。但他还是服从大局、服从需要，改变方向，而且做出了贡献。

熊：“大跃进”时有没有科学家因为“落后”而挨批判？

巴：有。当时有两个老科学家受到了批判，一个是罗宗洛，植物生理所的所长，另一个是赵承嘏，药物所的所长。植物生理所的所长为什么受批判呢？那时候要植物生理所下基层去总结丰产经验：你不是植物生理所吗？现在亩产几千斤、上万斤，你得去总结丰产经验。而罗宗洛先生则说，植物生理所不是农科院，不是农业技术研究所，也不是大学，它是搞植物生理基础研究的。他反对下乡去总结丰产经验，于是就受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