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报机关枪（第2/3页）

在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各方的手法也如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清政府全力动用公权力，胡萝卜加大棒，确保喉舌发出该发的声音，不允许随意叹息，即使弄得千报一面，“摭饰浮词，雷同附合”（宣布停办《时务官报》的上谕）；另一方面，反对者在机关报上猛打机关枪，“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双方竞相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对方打扮成魔鬼，“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郑观应语）成为笔杆子热战的主流，至于民众的知情权无非是广告词而已。

李鸿章在1896年访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陈：“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在大清国，党同伐异成为各种政治派系共享的主流思想，诚信和公理则成为全社会的稀缺资源，民意便成为群雄追逐的“鹿”，媒体就只好成为投枪与匕首。

信息战

那份在惨案前夕号召民众与政府“同归于尽”的《西顾报》，诞生于1911年7月26日，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个月后。

在此之前，一份名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的日报已经创刊，作为同志会的机关报，而这份《西顾报》则作为川路公司的机关报。办报是一件烧钱的买卖，这对这两份机关报来说并不是问题，经营混乱、建设迟缓的川路公司在这方面十分大方，拨出了巨额专项经费——当然，并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尽管他们总是指责政府的决策没有征求股东们的意见。

《西顾报》从创刊到9月7日被查封，历时44天。这44天中，每日出一大张，除第四版刊登广告外，其余三版大部分都是有关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内容分为社说、京外纪事、本省纪事、要件、时评、文苑等，还间插漫画。《西顾报》的发行量日均8000余份，罢市罢课后增至14000余份，而8月5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次日的报纸印量超过15000份，仍供不应求。在一个波诡云谲、变化频繁的非常年代，信息的饥渴是一种通病，即使提供的是鸩酒，人们也照样饮鸩止渴。而恰恰在信息的供给方面，政府的庞大身躯难以灵活应对，舆论阵地成为反对者们占压倒优势的主场。

川路公司从来就不屑于掩饰自己与同志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关系。在同志会成立的首日，“经费拮据”的川路公司拨出了4万两白银作为这个“独立的群众社团”的活动经费，这在当时绝非一笔小数目。同志会迅速用这笔经费中的一部分创办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后来考虑到“政治法律之观念不能尽人而具。至于条约解释，更不能望于众人；若非白话报浅明剖晰，不能尽人皆知，若无杂志日报，亦不能收罗宏富，印证明确”，“邓慕鲁、朱云石之杂志，池汝谦之《西顾报》，江叙伦之白话报，乃应时而起焉”。仅在两个月之内，保路同志会就创办了《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蜀风杂志》《启智画报》和《西顾报》5份报刊，“干枝相扶，严整成阵”。保路同志会成立仅半个月，“文牍部则发出印刷刊物十六万有余件”，机关报的效率与机关枪相仿，进行大面积的信息饱和轰炸。

对于《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主办者保路同志会文牍部宣称，将以“尽笔墨之能，从种种方面，以期贯彻本会破约保路之目的”，其主编就是因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著名的邓孝可。这份机关报创办于6月26日，仅创刊号就印了3000份，随后印刷量不断攀升，到7月中旬已增至15000份，最多时达五六万份。从创刊到7月22日，日出一期，但随后因纸张匮乏，改成双日出版，直到9月7日被查封。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分纪事、著录、报告、诗歌、附件等专栏，每张四小版，约数千字。它在为“破约保路”做宣传时，也从来没有忘记为自己摆功。它曾经报道说四川妇孺们“每日望本报几如望岁，及得报展读，涕泪横流，且阅且哭……每读令人欲哭耳”，甚至连保宁（属阆中县）这样“距省七百余里”的偏远地方，“该地绅商闻盛奴夺权卖路事，愤恨如烧，立欲知其详情。特专捷足，兼程星驰三日有半，抵成都购买保路同志会出版报告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