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6/46页）

有信口胡说的——只要太后高兴，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事，也能随便说出口，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危视为儿戏的——御史徐道焜：“洪钧老祖已命五龙把守大沽，夷船尽没。”御史徐嘉言：“已得关壮缪帛书，书曰夷当自灭。”（同上）

帝国的官员们被一种惟恐落后的状态所笼罩以至于精神失控了，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地把街上的义和团们请到家里来当做上宾。吃、喝，称兄道弟，而且家家设立起义和团的“拳坛”——“王公邸第，百司廨署，义和团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0页。）

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奇怪的事情终于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也有反应慢的官员，或者曾和洋人有某些瓜葛，或者家有信奉洋教的亲人，甚至平时和载家兄弟关系不太好的，他们立即遭了殃。都统恒庆，满族贵族，平时和载漪交往甚密，但是一家13口全部被义和团杀害。尚书立山平时“不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均以洋务著称，都被列入了义和团的死刑名单。结果，胡燏棻逃亡，沈能虎通过行贿得以幸免，立山、黄思永被捕入狱。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等因被指为教民被打了个半死。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尚书陈学、副都御史曾广、太常张邦瑞被抄家，“仅以身免”。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和阁学贻谷的家也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们抄了，金银财宝损失了不少。入室抄财的义和团们在这一瞬间根本没有政治立场——贫苦的农民们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帜，高喊着什么样的口号，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地揭竿而起，从根本的动机上讲是痛恨高官与家财万贯的豪富，敌视人世间所有的贫富不均——类似“扶清灭洋”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这种阶级痛恨和敌视中一钱不值。

帝国的农民们不需要紫貂长袍和千年古董，他们需要银子。他们把抄家得来的财宝衣物拿到前门外去卖，京城的大栅栏一带成了乡村集市一样的自由市场，身穿义和团制服的农民们的叫卖之声在这里连成一片。北京的平民们为此大得实惠，区区几个钱就能买到皇亲贵族、高官大员家里的贵重物品和价值连城的古玩：“诸宅被劫后，均于前门外销赃，有以京蚨三十千得带■貂褂者，有以京平银四五两得翡翠朝珠者。”（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1页。）

更严重的是，义和团要杀皇帝了。

臣民要杀害皇帝，这在大清帝国历史上可谓头一遭！

义和团的揭帖明确宣称，他们要杀“一龙二虎”。所谓“龙”，指的正是光绪皇帝。义和团们说光绪“效法外洋”，里通外国，是教民的“总教主”。而“二虎”，指的是庆亲王弈?和李鸿章。庆亲王是总理衙门大臣，说话有偏袒洋人的嫌疑，而李鸿章是帝国著名的洋务首领。

激情已不可遏制的农民们在帝国一小撮居心叵测的高官的暗示和怂恿下，居然可以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杀这个帝国的皇帝——这样的一个政权，这样的一伙官员，这样的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帝国，此时此刻，它还能称做是一个“国家”么？

2、浮躁的日子

《都门纪变百咏》：诸王贝勒府设立“神坛”，门前高建大纛，上书“替天行道奉旨义和团”字样。

1900年，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凄楚的一页掀开了。

当那些赤贫而淳厚的农民们后来成片成片地在帝国都城里倒下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在背后将他们推向洋人枪口的那只黑手；当他们被王公贵族刚一引领进北京城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为终于成了帝国政府官员指挥下的义民而激动不已过。

把东西点燃，这是连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不需要技术、装备和特殊的训练，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愿意，都能办到。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义和团刚进城，八面槽和宣武门附近的教堂和教会医院就燃起了大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上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的巨大灾难即将开始。崇文门内所有的教堂都起了火，灯市口和勾栏胡同等处洋人的住房也冒了烟。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信洋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焚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烧尽……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仲芳氏《庚子纪事》，载《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