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6/53页）

19世纪，英国商人在中华帝国中最成功的商业操作只有一项，那就是鸦片的输入。这个帝国的人民接受鸦片的速度甚至出乎了英国商人的预料。开始还是在舰队掩护下进行的提心吊胆的走私活动，可是没过多久，守海防的关天培大人自杀了，抓走私的林则徐大人发配了。于是，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帝国从南到北的土地上，几乎找不到没有鸦片存在的城镇和乡村了。从吸食发展到种植，在帝国政府无法真正实施威严的西南边陲的碧绿山野中，鲜艳灿烂的罂粟花在向阳的陡坡上开始满山遍野地怒放，在东方的蓝天白云之下呈现出一种令人迷惑的美艳。

除此之外，对洋人对这个帝国所做的一切，包括1899年12月里这个阴暗的早晨所发生的怪事，中国人似乎并没有特别地在意。混杂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的几个洋人实在是太稀少了，提到他们，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表现出一种鄙视的神情：洋人？您说的是鬼子么？

3、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

还是这一天，中午时分。从云层的缝隙中射出来的冬日的阳光照耀在北京城里一座叫做“贤良寺”的庙宇顶上。这是一座看上去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宗教建筑没有什么不同的庙宇，但是，贤良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华帝国政治的一个敏感之处，因为它是一座可供外省封疆大臣进京时暂住的旅馆，还是那些家眷在外省但本人在京城做官的大员们长期当做官邸的地方。

冬日的阳光下，帝国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官员正站在贤良寺的门廊内迎接英国公使的到来。这位白胡子的老人因为刚刚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而名声远播。

李鸿章今天的心情还可以，因为担负帝国战败责任的他被解除职务后，就在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皇宫的时候，又得到了重新任命的诏书——到距离京城极其遥远的南方任两广总督。和绝大多数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也是读书人出身，在外国列强第一次用火炮和毒品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孤独与宁静的1840年，他通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初级考试而成为秀才。七年之后，把中国经典诵记得滚瓜烂熟的他通过了帝国科举最高级别的考试，名列第三甲第十三名进士——凡是通过这一级考试的文人都有机会走向官场。

英国公使窦纳尔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并且说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但是，在酒宴上，窦公使突如其来地、毫不掩饰地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问话的时候，窦纳尔注视着中华帝国这位最著名的官员的脸，他试图在这张脸上看到哪怕是丝毫的反应，因为皇帝的更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最重大的事件，尤其是对于朝廷中的官员。但是，英国公使看见的是一张没有任何异样的脸。李鸿章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态度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怎样，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

窦纳尔对李鸿章的反应感到困惑。其实，自他踏上这个古老的帝国时起，中国人的所思所言无不令他困惑。临走的时候，窦纳尔在门口板起面孔盯着李鸿章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任何别的什么人。

李鸿章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他始终保持着那种彬彬有礼的、似笑非笑的表情。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可能出现巨大政治动荡的前夕，竟然能对国家的前途如此冷漠，尤其是对整个西方对这个帝国的严厉态度如此漠视，窦纳尔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吃惊和失落。

怀着这种心情，窦纳尔坐在中国的轿子里，行进在北京的大街上。这个英国人掀开轿帘，看见的是塞满了人的熙熙攘攘的街景，他不禁联想到他在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看到的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题目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中国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方人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章著述中，那些“平静富庶的国土”、“乐观幽默的东方民族”和“金色盘龙下的温文尔雅的子民”等等温暖的语句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中国人在西方人的视野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仿佛是世界上一块最稀奇古怪的土地上的一群性格最稀奇古怪的人。

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在他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人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打斗中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球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就像是在与外界的世界捉迷藏。”更为奇特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形成这样反常的习惯，把前额的头发剃光，听任明显应该保护的部位暴露在外，而男人的脑后则一律拖着一条发辫。”（《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46页。）